我和聂树斌未了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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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记者 胡巨阳
“等这案件平反的那一天，我一定会来你坟前，给你烧一炷香，放一挂鞭炮。”
2005年3月的一天，我在河北鹿泉的一个山坡上，对在地下已躺了整整10年的聂树斌说。
《一案两凶，谁是真凶？》2005年，本报对聂案的报道，犹如一枚猛石，在司法界掀起一个大的涟漪。继而又促进了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
然而，4年过去了，聂案究竟是否冤屈，始终悬而未决。众善者期待的目光，随着日历的翻新而慢慢远去。
但在我心中，这个未了心愿，一直磐石般压着而愈发沉重。
荒凉山坡上，有一座不像坟的坟
聂树斌的坟，在鹿泉市鹿泉镇下聂村边不远的一个山坡上。
“树斌从小喜欢跟着爷爷奶奶，现在，让他还跟着爷爷奶奶，他也就不孤单了。”聂母用手指着高处的那片山坡，低声说完这句话，半天不再开口，步子更慢了。
2005年3月，我跟随着聂母来到聂树斌坟前。说是坟，坟头比地面高出不过20厘米。坟上没有草，也没有杂棘，光秃秃的，像是刨红薯留下的土堆。
聂母哭了。有泪，无声。已61岁的老人，双鬓早已斑白，半趴半跪在儿子的坟上，缓缓从提篮里端出馒头、菜碗和水果，一张一张地烧着黄表纸，泪水迈过一道沟又一道坎，慢慢滚落地上，迅速浸进红土里。
“树斌走得不光彩，不敢告诉爷爷奶奶们，怕他们生气。”聂母说，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非正常死亡的或死者非老人，其坟头均不宜过高。聂树斌是“吃官司”死的，不管有多冤，当时的名声不好听，于是就草草埋葬了。
聂树斌的坟头不高，还有一个原因——10年来，聂母每次看儿子，总是趴在坟上又抓又抠的，恨不得将儿子叫醒，慢慢的，坟头也就越来越低了。
责任感和良心促使
我在聂树斌坟前许约
聂树斌是聂家唯一的男孩。 1995年5月，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执行死刑。时年21岁。
聂树斌的父亲是次日才知道儿子没了的。“那天，老伴去看守所给儿子送被子，管教民警告诉他，树斌头天已被枪毙了……可怜俺老头，当即晕倒在地……”聂母张焕枝说，老伴很老实，身体本很硬朗，经受这一打击后，当即卧床不起。“如今，只要一听到聂树斌的名字，他就忍不住号叫，泪流满面……”
“我儿子连鸡都不敢杀，怎么会杀人呢？”聂母说，儿子一向很本分，她怎么也不相信儿子会强奸杀人。“我们都在等，树斌早晚会回来的，警察肯定是弄错了……没想到，儿子竟被枪毙了……”
然而，10年后的2005年元月，一个叫王书金的河北人，因一见警察、一听警笛响就哆嗦而被人举报，在河南荥阳市一家砖窑落网。他供述10年前曾在河北的广平县和石家庄郊区的鹿泉市奸杀多名女子。其中，他对鹿泉市的那起强奸案的现场、作案工具、手段、被害人穿的衣服和所骑自行车、随身携带的衣物等，描述和当年案发时完全一致。
而聂树斌，10年前就是因为这起强奸杀人案被枪毙的。
一起奸杀案，10年后突然又冒出一个嫌犯来。聂树斌当年的辩护律师证实，聂树斌被抓后根本不承认强奸杀人，警方是将他控制6天后，才宣布对其刑拘的。
一个是主动交代，对作案现场、作案手段描述得那么准确无误。一个是曾拒不承认，被枪毙10年了如今已死无对证。
一案两凶？到底谁是真凶？本报的率先报道，引来全国媒体的聚焦，河北方面立即成立由省公检法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并公开承诺，将很快公布调查结果。
“聂树斌，等这案件平反的那一天，我一定会来你坟前，给你烧一炷香，放一挂鞭炮。”在那座不像坟的坟前，我点燃了3根香，许下这个约定。
当时的内心，除了记者特有的责任感外，还有我做人的良心在驱使。
面对聂家人的下跪，和那种恩人、救星般的眼光，我首次感受到“记者”肩上的担子，是那么的沉重。它不只是一个简单地称呼，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
漫长的等待
“约定”何日是期？
然而，4年过去了，我的这个“约定”，仍在待约之中。
我不知道，聂树斌在那边会不会等得很急。而我，一直在打听，在焦急地等待。
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我暂不能在报纸上公开报道聂案的进程。但我了解到，这4年间，围绕聂案发生了很多事；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聂家终于找到了聂树斌当年的判决书，河北高院受理了申诉；聂案的关键证人——王书金虽被判死刑，但他却提出上诉，称还有一起案件（就是涉及聂树斌的那起）没有查清；此案已递交最高法院，并传最高法院已责成河北方面调查……但到目前为止，我仍未等到让我赴河北还愿的好消息。
11月8日是第10个记者节，刚好当了10年政法记者的我，想对聂树斌说：我也在等待那一天，你放心，我不会爽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