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祥

　　当下，旅游休闲产业被各地视作拉动内需的强劲产业，广东甚至提出了“国民休闲计划”这样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设想。这其中有三个关键词，“国民”意味着这是一种人人都可以享受的国民福利，“休闲”意味着这是一种新型生活方式，“计划”则意味着这是一个行动方针，而不是纸上谈兵。这样，我们需要一套公共政策来制度化地开展“国民休闲计划”，而不仅仅是扩大内需。

　　建立中国人的休闲价值观

　　休闲，望文生义，人倚木而息谓之“休”，停止劳作而休息，表明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平等。房中存木谓之“闲”，意为闲置，剩余的时间，指闲适、悠闲的状态。“休闲”，西方人也称之为“享乐”，这与中国人说的“玩”差不多。一般意义上的休闲指两个方面：一是消除体力上的疲劳，恢复生理的平衡；二是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成为心灵的驿站。

　　说休闲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意涵即在这里，它追求的是精神财富。我们说要开创一个新的“休闲时代”，其实就是创造新的休闲精神，或者建构中国式的东方休闲主流文化，也就是我们应该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休闲价值的问题。比如搓麻将、打牌也可以是一种休闲，但这不是我们应该倡导的“国民休闲”的内容。对于“国民休闲”，我们确实首先应该理清的是休闲价值观这一问题。

　　简而言之，当今时代的休闲有：一是旅游休闲，这是我们一贯认为的休闲方式，但它只是一个部分。二是文化休闲，包括阅读、看电影等。三是运动休闲，这是我们非常缺乏，也常常被我们忽视的。四是教育休闲，显然我们现在缺乏这个概念。五是生命休闲，其中包括宗教活动。总而言之，休闲关乎“人”的进步成长，这是人类生活上升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休闲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我总觉得它是人生的艺术化，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艺术。比如说读书，既要读得好，又要有兴趣，这是最容易激发人的潜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提倡休闲教育，真正意识到读书不是为了高考或者为了什么东西，是为了提高谈吐和修养，把读书的着力点放在能力的培养和潜能的发挥上，这才是教育休闲。

　　讲到教育休闲，外国比较流行的是游学，很多中小学父母会在假期把孩子送到牛津、剑桥、MIT、哈佛这种名校学习，意在培养孩子的学习乐趣。我们国内很多旅行社也模仿举办夏令营，带领中小学生参观大学校园，令我惊讶的是，很多名校里的高考状元被请来谈“我是怎么当上高考状元的”，又走向功利面，与休闲教育无关，顶多是一种校园观光，而且还继续挥舞着“高考指挥棒”。

　　从这样一个侧面，同样也反映了“国民休闲”理念远未进入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来。休闲应该是个体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个体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休闲就怎么休闲，它是自我的发挥，是对自我价值的尊重。举个例子，卡拉OK，现在很普及，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大众休闲方式。以前，我们认为专业的歌手才去歌厅。也就是说，落实到个体行动，有了休闲价值观，接下来就是“补课”，我们相当多的人都要去补课，人人都会旅游，但不是人人都会休闲。即使最简单的休闲如泡温泉，也有很多人不会泡温泉或者说不会享受温泉。

　　当然，所谓的休闲不是为了简单地把空闲打发掉，而是真的上升到一个高度，对生命的一种体会。就好比钓鱼，以前我觉得钓鱼没有什么好钓的，蹲在河边守着半天也钓不到。但是钓了几次之后我逐渐感受到，原来钓鱼这么高深，它是对一个人意志力的考验，也是对一个人静坐沉思的培养。再比如，风帆游艇，在中国现在还只是富人生活方式，但这是一项与自然亲密接触的休闲运动，必须学会与自然对话，掌握风浪脾气，顺其自然，游艇才会安全平稳行驶。很多玩风帆游艇的人，很容易滋生出环保理念，甚至成为环保运动者。

　　显然，摆在我们眼前最大的门槛，即是现实观念和休闲理念的冲突。我们习惯“旅游”，而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休假”。这样，“国民休闲”就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我们要经历休闲理念上的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否则我们走不远。

　　主流休闲产品的缺乏

　　以往我们总觉得休闲的大部分内容就是旅游，而且把休闲和旅游挂钩。其实旅游就是旅游，休闲就是休闲，两者有交叉的部分，但更多的是不重复的。这种误区，使得我们开发的多数是观光产品，而不是休闲产品。

　　从国民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缺的不是对休闲的要求和愿望，而是缺乏休闲的设施和项目，缺乏空间，缺少好的、真正适合大众的主流休闲产品。比如上海哪里可以休闲？现在人们到上海来，基本上叫“商业休闲”，就是让人家购物，顺带餐饮，除此以外人们没有其他去处，缺乏公共休闲场所，现有游乐设施也基本上已经老掉牙了。像上海的“新天地”，其实就是单一休闲项目。

　　其实，现在人们的旅游消费观念已经进入了综合性的旅游消费阶段，我们未来提供的产品应该是大卖场式的消费休闲产品，从单一功能向复合功能转型。日本东京湾台场就是一个例子，那里吃喝玩乐设施一应俱全，无人驾驶轨车、电视体验、游乐场、汽车博物馆等等新奇而又刺激的项目，在那里一天都玩不完，玩不够，成了东京休闲一族的乐园。

　　反观国内，我们是快餐式的旅游消费，而且缺乏能够把握当今消费时代脉搏的产品，缺乏原创性，说起公众休闲，除了温泉，好像再也开发不出别的产品，至于高尔夫、游艇等那是富人俱乐部的产品。其实，我非常倡导搞一些综合性的休闲活动，比如放松式的、高档式的、体验式的大农场，而不是简单的农家乐，开车到乡下吃个农家菜就没事干了。大农场应该成为一个“心灵疗养院”，不是像现在我们强调的“本人到此一游”就足够了。

　　另外，我非常倡导建设一些运动型的休闲项目。像台北，自行车运动非常时尚，这也是政府有意识的规划，先在公园、江边等开辟专用休闲自行车道，让自行车厂商设租车、维修服务站，由点到面，再透过“自行车+地铁”模式(节假日设专门自行车车厢)串起来，这项休闲运动在台北就兴盛起来了。当然，台北的市民意识也到了这一步。给我们的启发是，国民休闲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项关乎国民幸福健康的福利，需要政府规划和公共资金投入。

　　比如在上海，政府可以投资搞城市市民农园或市民休闲公园，建设几个真正创造休闲的地方。现在我们回归农业，很有空间和市场，除了刚才所说的体验式农场，城市农园也是可行的。其实，上海世博园区已经有这种概念，在中国馆下面特意留了一块地，让城市人体验在土地上播种的新奇和快乐。至于市民休闲公园，则是一种综合性公园，可以包括自行车运动等文体休闲项目。

　　“国民休闲计划”怎么做

　　事实上，“国民休闲计划”的落实，有赖于国民物质福利的提升，只有中产阶级壮大了，才能缔造“休闲大国”。同时，休假制度还须延长和合理化，比如清明节和端午节，这两个假期的出台仅是满足了“重视传统节日”的呼声，还没上升“国民休闲”的高度，其实这两个时间正是踏青休闲的好时节，应延长。国民的“钱”和“时间”都没问题了，“休闲”才不是一句空话。

　　在现实中，由于人均GDP 尚未达到大众普遍产生休闲需求的水平，整个社会休闲经济基础的薄弱，加上休闲产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重复建设、品位不高、急功近利等问题，导致休闲的经济价值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

　　同时，国民休闲的相关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必须配套跟上。这么大的一个“国民休闲计划”不是好操作的，需要制度性、政策性内容的推出，也需要在广东、海南、成都、云南等一些地方先行试点，而且不应该是某个部门主管，应该是几个部门联合起来做，单一的旅游部门是不行的，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一级人民政府的施政目标里头。比如说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配套，否则国民有钱不敢消费，休闲不起来，内需也拉动不起来。

　　总而言之，国民休闲不像其他的计划，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国家层面，应该有实际性的政策、框架、投入去鼓励和提倡国民休闲，如提高国民可自由支配收入。我也认同当前提出的通过国民休闲计划去刺激需求、拉动内需，这也是一个引导和推广的过程，而且进入执行层面，最终会把我们国民引向休闲生活的道路上。未来我们走向休闲时代，告别工作时代，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活状态，将来人的价值、人的生命观都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乃至集体素养、文明程度，都会更上一层楼。这不仅是我们当代政府的责任，更是未来几代中国人的宏伟目标和构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休闲产业，就不能仅仅当做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它是一种国民福利，类似杭州西湖开放这种动作越来越多，这类公共文化产品越来越多，才会把中国引向一个“休闲大国”。政府理应告别政绩导向，避免过多功利性倾向，而是把“国民休闲计划”视作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契机，尽力向国民提供更多公共休闲空间和产品。带着这样的认识出发，就走对路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旅游系副教授。本文由本刊记者陈统奎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