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人将中国式智库一针见血地总结为的三大类：豢养型、愤青型、商业型。

　　撰稿·张静(记者)

　　美国政治有两条街。

　　一条是以盛产说客闻名的K街，从白宫步行过来仅需10分钟。这里云集了形形色色的游说公司，200多名国会前议员或政府高官、2000多名其他前任政府官员，每天有大量的政治交易在这里上演，年产值超过30亿美元。

　　另一条是只有几百米长的马萨诸塞大道，清一色不起眼的小楼，走近细看铭牌：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今年3月初，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访问美国时专程前往演讲，随便走进某家咖啡馆，说不定就能邂逅前财长保尔森、前驻华大使芮效俭……

　　用老牌智库布鲁金斯主席约翰·桑顿的话说，这条街上的40多家同行虽然多少年来都比邻而居，大家都是竞争关系，还从来没有齐刷刷地聚到一起开过会。但就在今年7月，包括桑顿在内的美国排名前6位的智库头面人物，连同基辛格博士，都在一家成立只有100天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振臂一呼之下，不远7000英里跑来地球另一端，肩并肩、椅子挨着椅子，热火朝天地探讨“应对危机之策”。

　　上达天听

　　这家中国民间智库刚一成立便以“超豪华明星阵容”震惊海外：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71岁的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再度出山挂帅，众多退休或在位的政府要员担任其领导层，5亿元人民币的基金支持……其办公地点更引人遐想无限：一处被红墙包围着的大院，哨兵把守，距离中南海仅百米。

　　“这个思路是对的。智库的最终目的就是影响政府决策。退休高官对政策内情有更清楚的了解，也拥有更通畅的渠道 ‘上达天听’。”北京一位观察人士告诉记者。

　　美国素有“旋转门”一说。1997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第一次访问传统基金会时，震惊于他们能为政界输送那么多的政治家，而官员们卸任后又是如此喜欢往那儿扎堆。

　　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上举足轻重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总裁哈斯，曾就职于白宮、国务院和国防部，多年担任国务院政策策划部主任。企业研究所招揽到前美国国防部中国科科长卜大年，其亚洲部主任李洁明则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出身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也是藏龙卧虎，凯利是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在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时频频斡旋朝核问题。号称“天下第一智库”的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贝德先后在里根、老布什、克林顿与小布什几届政府任职，27年的外交生涯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和东亚，先后担任过国务院中国处处长、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还是促成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见证者，对与中国打交道事务可谓门清。

　　“这些智库招揽的都非等闲之辈。在西方，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政府怎么会买他们的报告？”上述人士认为。

　　“国家不幸诗家幸。”与经济不景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智库业一片红火。7年前几近破产的美国策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掷3300万在华盛顿买进了一块地皮兴建新办公楼；布鲁金斯研究所过去两年营运经费猛增50%，总部对面一栋价值1850万的新办公楼崛起……连微软创办人盖茨夫妇的基金会也向全球发展中心注资2400万，又向布鲁金斯、策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外交关系协会等投入数百万元。

　　智库元年？

　　在中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调地以“全球智库峰会”一把火，将多少年来的温吞水烧到了沸点，智库大热、智库元年的说法不胫而走。

　　在谈到智库的作用时，被引用最多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一句话：“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引以为佐证的是世界银行的估计，从“七五”到“九五”，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合纵连横、门客三千，诸子百家、三十六计……中国从来不缺谋士。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智囊》更是一部奇书，上起先秦，下迄晚明，从治国安邦、攻伐平叛到侦破办案、经商贸易无所不有。但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机制，智库的发展却明显滞后。

　　英国撒切尔夫人曾言：“你不需要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只能出口玩具、计算机、电视机，而不能出口思想。”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中国政府重视智库建设，正是要下决心改变这一情况——中国不是只有强大的硬实力，还要有强大的软实力。”

　　上世纪80年代初智库开始破题。当年宝钢工程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工程，从1979年建设刚刚开始，就遭遇国民经济三年调整，决策失误以及其后“下马风”引起的大混乱深深刺激了中央高层，据说从此以后政策科学、政策咨询开始受到高度重视。

　　1986年，万里作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进入21世纪，中央高层更是明确表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院甘阳先生讲述过一段往事：英国的国际战略分析家Leonard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智囊机构社科院，整个被镇住了。因为当时中国认为他是布莱尔的智囊，由社科院的一位副院长亲自接待。当听到社科院有50 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个全职人员时，正坐在一个大沙发上的Leonard惊讶地几乎想缩进去。因为整个英国的智库就1000人左右，全欧洲的加起来不到5000人，即使智库的天堂美国也不超过10万人。而社科院仅仅是中国智库中的一家，还有中央党校、各省市的社会科学院、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他当时觉得非常可怕，后来写了一本流传很广的书：《中国在想什么》。

　　2009年初，有报道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种类型的智库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多家，一举超过了美国(177 7家)。

　　但这2000多家机构能被视为智库么？政治学者吴稼祥用“牛年的第一张牛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袁岳也撰文揶揄：“突然智库也时髦了，很多人都来说智库与办智库了，好像办智库就和办仓库一样容易。当然，有些事情开始的时候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往往是某些行业发展的必然阶段。”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国仅有74家被认可。

　　王辉耀说，中国智库的现状是“朝大野小”，95%以上吃财政饭。麦可思HR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王伯庆将民间的5%分为两大类：一类由退休高官成立的民间研究机构或协会，另一类是商人和江湖学者组建的民间研究公司。更有人将中国式智库一针见血地总结为的三大类：豢养型、愤青型、商业型。

　　官方智库被讽刺为“御用马后炮”，屡出雷人雷语的体制内“砖家”遭遇民众集体抛弃，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甚至直言“淘汰一批经济专家”。私下聊天中，某政策研究中心的人士透露心声：“我们写报告，第一要务不是写什么，而是先揣摩清楚领导怎么想的。方向对了，报告才能过关。”而良莠不齐的民间研究机构更被视为语不惊人死不休和满嘴跑火车。

　　“都说自己是智库，他们有高层渠道吗，对战略和公共政策有多大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智库刚起步，现在还是非常原始的状态。不少机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不停地到处游说，坚持不了两年就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安邦咨询的董事长、首席分析师陈功说。他的老搭档贺军将中国智库的现状比喻为：“一麻袋土豆”。

　　制约中国智库发展的还有资金，许多智库不得不在市场化的大潮下四处找食。“不少民间智库都从国外拿钱，由海外基金会、跨国公司资助研究经费，他们的研究结论每每不以中国利益为考虑，给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带来威胁。”

　　据《瞭望》杂志报道，2008年3月20日，在欢送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离开中国时，400多名来自政府重要部门、科研、教学、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表现出“求钱若渴”的状况。

　　“一个渴望前进的政府需要靠谱的见解来支撑自己的决策。组建高级别的嫡系智库，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智库存在的症结不是一两个炫目的动作就能解开的。”评论人士老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