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工业间谍迈过了竞争情报的底线，付出的成本也很高。现在都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只要是训练有素的人，完全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竞争情报。”

　　撰稿·张静(记者)

　　虽然棒打鸳鸯的声势浩大，腾中和通用还是不管不顾结下了百年之好。

　　就在宣布签署最终协议的10月10日当晚，腾中的总经理杨毅专程去拜会了安邦集团的董事长陈功。

　　“腾中重工的领导拜访安邦不是偶然的，他们提出过几次了。此事自然与腾中收购悍马有关，但具体细节尚不便透露。相信随着日久天长，这方面的是是非非，必然会大白于天下。”陈功告诉记者。

　　腾中的低调是出了名的。即使差点被口水淹了，也不见出面解释个子丑寅卯，为什么会对一家咨询机构放下戒备？

　　从6月份爆出名不见经传的四川民企腾中重工要收购悍马开始，舆论一片哗然，形势扑朔迷离。

　　南方一家媒体宣称：“国家相关部门显然不是容易被忽悠的。对这种一没资金二没经验三没技术的企业收购这种一没前途二没市场三没人气的品牌一事，要持支持态度才怪。”

　　有“官方智囊团”之称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反对态度异常激烈。副主任卢中原不客气地指出：“中国企业收购悍马这种大排量、高价格的车型，这种事情既不符合国情又不符合发展规律”。“如果企业只是一种炒作，而不付诸实际行动，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企业真要这么做，各级主管部门要严加审批，必要时可无条件叫停。”原副主任陈清泰更是撂下了一句： “到目前为止，国内汽车公司中能够有实力整合外资汽车品牌的企业还不存在。”

　　就在几乎一边倒的口诛笔伐中，被坊间形容为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陈功，6月5日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民企收购悍马！》

　　“腾中重工收购悍马花多少钱这毕竟是企业行为。人家掏的是自己的腰包，又没有揩公家的油去买东西，其他人议论纷纷都纯属瞎操心。悍马品牌高油耗的问题一再被人提起，但国有企业众多的仿造悍马，油耗高得更多，怎么没见商务部下令不得生产？”陈功认为。

　　“从目前掌握的消息判断，美国政府比较罕见地没有表示反对，因此交易最终达成协议就看中国商务部的意见了。了解中国体制的人都知道，商务部是以法律为基础运作的部门，它本身并没有反对的理由，关键就在于汽车行业内部出于同业竞争会不会给下绊子，搞一些肮脏的勾当。”

　　“报告出来后，腾中的公关公司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公关公司的任务就是替雇主摆平声音，但我们的研究员也不是坐在那里傻听。”安邦咨询副总裁贺军透露：“我们调查发现，腾中重工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华通路桥集团，在不少细分市场都是‘隐形冠军’，其资产状况目前露出来的仅仅是冰山一角，而且很可能具有军工背景。因为今年3月腾中重工通过了四川省军工保密资格认证委审查组领导、专家一行6人严格的现场审核，获得了保密资格认证，而这是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资格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还注意到为这次收购提供融资支持的是国外投行，不存在市场流传的‘用国家的钱下赌注’。”

　　锋芒毕露

　　在力挺腾中的言论中，陈功对发改委、商务部的批评可谓丝毫不留情面。不久之前，他还公开宣称“现在的国家统计局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届”。

　　中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钟伟对陈功有过一段传神的描述：“我们的初次见面是在10年前，那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聚会……主席台上一条大汉斜坐着，似睡非睡，和周边气氛格格不入，及至会议末尾，我举手做了不足3分钟的发言……不过是一些老生常谈，但我从来就是以激烈的姿态捍卫中庸。在这短短的几分钟中，陈功睁开眼，似乎被我吵醒，四目交注。”

　　在巴曙松的穿针引线下，“博士咖啡京城四剑客”成为安邦集团的特约经济学家。他们能够走到一起，恐怕是因为性格当中都有相当尖锐的一面。

　　就像陈功自己所言：“专业人士一生恐怕都是在与各种各样的观点打交道，甚至可说是在拼杀观点。”但一家民间智库姿态言辞过于锋芒毕露，往往会导致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坦言他常遭遇质疑：“ 研究这些敏感问题目的何在？ ”

　　陈功说：“2000年是个分水岭，2000年以前，社会各界从上到下对安邦的不理解非常多。史玉柱说他委屈，我那时候比他胆子小多了。中国所有的执法部门，我大都见过。这种压力直到2000年以后，才逐渐好转，社会环境毕竟是在发展嘛，安邦是个社会发展的受益者。”

　　从车库起家

　　钟伟将陈功形容为“凝视水晶球的人”。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3月18日一早，某外电还言之凿凿地宣称：“中国商务部料将很快会有条件批准可口可乐对汇源果汁的并购”，仅仅过了4个多小时就风云突变。该报道的记者大感意外：“我们之前从商务部得到的消息都是这次收购没有问题。” 　　

　　然而早在2月下旬安邦即预言，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事，十有八九要失败。“今年1月份，商务部外资管理司副司长林哲莹曾谈到可口可乐收购汇源面临三个困难。我们感觉到商务部官员破天荒的叫苦是在吹风，这在整个事件的进程中给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负面信号。”贺军告诉记者。

　　报告一出，华尔街诸多投行、基金都慌了，电话蜂拥而至，相信的人立刻将股票抛售一空。短短半个月之后，汇源的股价便从9元港币跌到4元。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我们在广州粤海集团破产之前就发现了迹象，在简报中发出了警告。南方的一个客户还真把这当回事了。他胆子特别大，也不跟我们电话讨论，连夜带人开车到广州去，堵到粤海集团的大门口把两个亿提回来。他是最后一个拿到钱的企业家，后来者都是血本无归。”陈功回忆道。

　　如今即使是个人理财投资者都会想听听陈功的意见。但早在16年前，他还在北京南城一间非常有创业特色的车库中，为如何将第一份简报卖出去头疼。

　　上世纪90年代，信息社会的概念刚刚传入中国。1992年，两个外国人在北京办起了一家名叫中国档案(Sin ofile)的剪报服务公司，专门为在华的跨国公司或在华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提供剪报服务，这就是商业情报业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起步。

　　那时候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系的陈功已经从电子部跳槽到了四通。“当时我对信息社会一知半解，但是心里已经为此沸腾，觉得信息是一个伟大的行业，毫不犹豫跳了进去。”

　　1993年还没有互联网，信息检索主要依靠报纸杂志，一开始只有陈功一个人在做摘录分析，产品也主要是《每日经济》，但始终没有客户。

　　“我们一共投入了15000元，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如果钱花光了，就只能散了。没想到就在我们都快接近绝望的时候，找到了一家香港的房地产公司老板，他知道竞争情报的价值，基本没怎么言语就订了，这对我的精神支持很大。接下来业务开始持续出现。信息饥渴症在改革开放之初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下子很多企业被投入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根本不知道怎么走。那时候报纸登的大多是官样文章，信息几乎全是为国家政府服务的科技情报类，可是传统的情报工作已经满足不了市场经济的需要。”

　　商业谍战

　　作为我国信息分析业的创始人，陈功在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教授的课程是战略情报分析。

　　力拓窃密案的轰动，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商业谍战的关注。但陈功认为：“运用工业间谍迈过了竞争情报的底线，付出的成本也很高。现在都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只要是训练有素的人，完全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竞争情报。”

　　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所需的情报80%都可以从公开的材料中得到满足，商业情报就更是如此。2000年左右，为研究国际石油进口及涨价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援引了多重均衡模型对国际油价变动机制进行分析，陈功则额外关心了萨达姆的身体健康。

　　“我们曾经调查过一家四川生产蔬菜果汁的企业。光看财务数据难辨真伪，我们就去看它到底有多大的果园，再去仓库看存储，敏感地注意到仓库两面同向风扇中有一面风扇是不转的。”贺军谈到。《潜伏》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余则成通过与司机、厨师这些接触不到真正秘密的小人物看似不经意的谈话，判断出叛徒隐身之处。贺军也会扮作租仓库的，向看守仓库的人打听：库存都顶到天花板了，他们多久来拉一次货？是拉进来多，还是拉出去多……

　　“后来我们又在墙上发现了一张被撕毁的布告，从残留的字迹可以看出来是工人讨要工资。再到种子站问一问，有没有这家的种子销售，最后一次进他们的种子是什么时候。然后将搜集来的支离破碎的证据通过逻辑推理，拼出一幅图。”

　　“年轻的经济学者经常很激动地跟我说，一定要定量化的数学模型。安邦的分析跟他们的不同在于它是思维训练中的数学方法和模型证明，信息分析中的比较法、假设法、解析法、逻辑关系法、演绎法等，项目研究中的调研法、换位思考、头脑风暴、专家访谈等极其复杂的整合。”陈功说。

　　智库基因

　　安邦一直致力于财经领域的信息研究和分析，因为这是可以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业务。但政府机构群体也构成了安邦另外一支重要的客户伙伴群。

　　“安邦区别于一般咨询公司的关键，就是对公共政策感兴趣。我们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的石油战略、大部制。”陈功说。

　　“1999年我们推出了《大转折——中国加入WTO后的十大预测》，没想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国加入WTO的事一下子掉入冰点。当时都说没戏了，安邦是极少数坚信这事将取得重大进展的机构，导致很多客户打电话批评我们：‘什么阶级立场！’然后就在11月份，中美达成协议，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加入WTO没有问题了。”贺军回忆道。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安邦在4个小时内完成了9·11事件对国际国内经济影响的评估报告上传给国家高层以及将删节本发给客户。钟伟说：“这几乎成了当时华语世界中唯一一份反应最为迅速、分析最为细致的报告。令人遗憾的是，当事国内外无数网络和传统媒体在转载安邦集团的上述分析时，却特地加上了美国安邦集团，也许他们认为这样的策略分析应该是美国人拿出来的吧。”

　　SARS刚爆发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如此严重，上上下下都有点惊慌失措。

　　“当时我还在深圳游山玩水，4月23号晚上接到一个电话，让我无论如何要赶回北京，北京市政府有关方面找我们要求提供协助。我当时接到电话很吃惊，连夜往北京赶。高速公路上，从北京往外地‘逃难’的车水马龙，从南面回北京的就我一辆车。

　　“尽管之前很多年我们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土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对于宏观问题，大势的判断，实际上隐隐就是在公共政策领域做一些探讨，也许这就是智库基因。”贺军总结道。

　　虽然被客户称为“中国的兰德”，但陈功表示自己心中的标杆其实是日本的野村综研。“我考察过兰德总部，它更像是一个军方的内部机构，市场化程度很低。而日本企业界把民间智库当作产业去运作，非常成功。野村苦干了整整47年，到 2002年以3096人干出了2365亿日元的销售额，我很欣赏这样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