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躲猫猫”、“钓鱼执法”到“徐宝宝事件”，如何将第三方调查转化为常态

　　　　政府部门应足够彻底地反思和检讨，依制度去解决问题

　　徐宝宝事件赔偿51万。昨天，各大媒体和网站都报道或转载了南京“徐宝宝事件”的这一结果。徐宝宝的父母表示，对第二次调查的结果“基本满意”，并且“不想追究当事医生的刑事责任”。“徐宝宝事件”至此似乎可以画上句号。然而，在众多网民以及关注这起事件的专家的眼里，这个句号画得为时过早。理由是，一些疑问正如卫生部门承诺的一样，还应继续厘清。假设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应该需要怎样的第三方调查？公众的疑问和期许，已超出这一事件本身。

　　句号之后的疑问

　　继云南“躲猫猫”和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之后，南京“徐宝宝事件”成为中国第三例启动第三方调查组介入事件调查，并因此使真相基本浮出水面的案例。跟前两起事件相似：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进行首次调查，并匆忙作出结论，而这一结论却被公众普遍质疑，这种质疑通过网络广泛传播，成为波及全国的重大话题。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政府有关部门成立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第三方调查组，对事件进行第二次调查，结果是推翻初次调查的结论。并据此对负有不同责任的人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理。网民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公众民意的胜利。也正因为如此，“徐宝宝事件”才如此迅速地画上句号。

　　然而，在网络和媒体上，很多疑问却没有因为“徐宝宝事件”画上句号而终结。“他们并没有解决我们关键性的疑问。”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评论员张鸿认为，关键性的疑问就是，患儿的死亡与医生的不负责任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第二次调查的结论，只是平息众怒，应对媒体和公众的质疑。”身为调查组成员的现代快报社记者卜言科在调查中曾观看事发当晚医院监控录像，确认徐宝宝的母亲曾下跪向医生求助这一事实，“这毫无技术含量。”如此简单的调查，首次调查中究竟有没有使用？如果没有，那第一次调查究竟调查了什么内容？如果有，为什么会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

　　来自网络的质疑更是铺天盖地：为什么非得第三方调查组介入后，才能让真相浮出水面？首次调查究竟是怎样进行的？第一次调查之所以被完全推翻，是客观“调查不细致”所致，还是主观上有意掩盖真相？

　　第三方调查组的介入虽然调查出值班医生打游戏、患儿母亲下跪等事实，但对于上述疑问并没有给出答案。“第二次调查仍缺乏程序公正，我们呼吁真正的第三方介入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管理与政策管理与政府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光远表示。

　　谁来调查第一次调查

　　从“躲猫猫事件”到“徐宝宝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事件发生之后，有关部门会在很短的时间给出一个迅速的结论。但这种结论在公众的眼里显然是草率的。他们更相信事件中受害人的说法。在公众、媒体和网络等压力和质疑下，有关部门不得不启动新一轮调查，并让第三方参与，结果出来后，彻底否定了第一次的调查结论。

　　“从这点来说，‘徐宝宝事件’已经不单纯是一件事。”《今日观察》评论员张鸿昨天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起事件已经一分为二，一是患儿死亡的责任认定问题，二是首次调查结论的出炉由谁来负责。“南京卫生主管部门的第一次调查是应付，不是调查。”张鸿说，“只要有一点智商的人，看一下监控录像，就知道患儿的母亲有没有下跪。”为什么第一次调查会如此草率？“因为应付不会负任何责任。”张鸿表示，这不仅仅是南京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从“躲猫猫”到“钓鱼执法”，类似的现象屡屡出现。”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被处理的只是“钓鱼”的单位，调查中撒谎的部门事后没有承担相关责任。

　　“因为对于这些部门来说，最坏的情况就是暴露真相，所以这些公共部门是能遮就遮。遮不住，大不了真相暴露，又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张鸿对此这样评论。

　　第三方调查还在“体制内”

　　在11月12日举行的“徐宝宝事件”第二次调查结论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曹劲松称，第三方调查组“仍是由卫生部门主要负责，仍然是一种体制内的调查”。马光远也注意到，调查组由南京市卫生局一方主导组成，某种程度上仍缺乏独立性。

　　马光远质疑的第三方调查的独立性，并不仅存于“徐宝宝事件”中。云南“躲猫猫”和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同样没有得到体现。中国青年报采访部主任刘畅说，“‘躲猫猫事件’有第三方调查组参与调查在国内是第一次，这与当地宣传部门官员的积极参与态度分不开。当然，这次调查也是宣传部门主导的。”同样，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第三方调查的主导方是由浦东新区政府。虽然三次事件中的第三方调查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结论都将第一次调查的结果推翻，这能否说是公众的胜利？在调查中起主导作用的政府部门，在调查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推动真相的揭示，但不可能揭示司法真相。”云南 “躲猫猫”事件第三方调查组成员、云南生活新报社记者温星说。而参与“徐宝宝事件”第三方调查组的现代快报社记者卜言科认为，此次事件中，调查组“是一个外壳”，政府部门借用这个“外壳”实施调查，从而取得公众信任，但并不能说调查组并没有发挥重大作用。“比如我们提出当事医生拿出自己的电脑供调查，建议对儿童医院院长进行处理等等，这些原本都没有被安排在调查内容中，但后来都被采纳了。”卜言科认为，在目前，还无法实现完全由民间组成的第三方调查。“这涉及到很多法律和程序问题，比如，民间调查组如何组成？有什么权力调查人家的电脑？”

　　第三方调查前的舆论压力

　　无论是 “躲猫猫”、“钓鱼执法”还是“徐宝宝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人大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总结出其中的规律，“由网络率先造势，形成一定的社会反应，传统媒体和相关部门随后表示关注，这成为最近一两年来社会热点事件的一个基本程序。”在事件中，媒体无法在第一时间做到顺利采访。“如果我以记者身份去采访‘徐宝宝’事件，可能连医院的大门都进不去，更别说去看医院的监控录像，调查当事医生的电脑记录。”现代快报社记者卜言科说，他是以调查组成员的身份，而不是记者的身份才接触到真相，这是媒体的尴尬。报纸等媒体大篇幅跟踪报道“徐宝宝事件”，是在事件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相关部门迫于压力主动做出回应后，才得以进行。

　　中青报采访部主任刘畅也认为，“三起事件，都是在互联网舆论的压力之下成立调查组，我称之为‘舆论压力应对下的独立调查组’。但前提是事件成为全国的公共话题，才可能有第三方调查。”如果没有互联网，或者这些事件没有被发布在互联网上，真相可能永远无法揭示。而媒体记者由于重重阻力，难以通过采访接触到真相。

　　对此，喻国明认为，医院一方不应该拒绝采访，因为医院有公益性的特点，面对的是公众，在中国，医院享有众多的政策保护和体制保护，这正是因为它是公益性的。对于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医院有责任把真相告诉大家，“如果它拒绝采访，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漠视，医院不能以私人企业的理由来拒绝对媒体的开放。”同样，其他事件中的政府行政部门也不应以种种理由推脱和拒绝采访，否则，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漠视。

　　“不过，只要真相能够大白，传统媒体介入的程度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仅凭网络本身对于真相和诚信程度维护到了什么程度。”喻国明认为， 如果出现类似于三起事件中的首次调查掩盖真相的问题，“那么传统媒体应该代表民意，来表达和进行某些自觉的努力”。

　　媒体和网民为何“被信任”

　　在三起有第三方调查参与的事件中，媒体记者和网民无一例外被公众要求参与调查。媒体作为“社会公器”，被赋予了极大的信任。对此，中青报采访部主任刘畅认为，“媒体在社会利益调整和利益冲突中，应该是中立的。”一方面，媒体应该听弱者声音，应该有扶助弱者的道德立场；另一方面，在面对冲突时，要有中立价值观，平等倾听各方声音，而不是替某一部分人说话。也正因为这个价值观，媒体才能够赢得全社会的信赖。相对而言，这样一个中立价值观赋予了媒体能够更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能。

　　“但任何一家传统媒体，都很难提供网络这种广阔的天地。”刘畅说，在互联网出现以前的社会生活中，公众意见表达不充分。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态，公众意见的表达主要体现在网络上。“这些事件中的网络呼声，表面看是网民意见，实际上是目前中国社会主要的公众意见。”而让网民参加调查事件，喻国明认为，是相关部门本身集纳民意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进步。”因为网络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让网民直接来进入调查程序，其实是在社会管理机制中引入民意的重要方式。

　　“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科学化，需要严整的措施。比如，像有的听证会作假，拿网民当幌子，这种现象以后也可能会出现。但以科学合理的方式选出民意代表，是对网民意见的采纳和回应。这是必要的。”

　　公众青睐第三方调查

　　“第三方调查组会不会成为常态？”在“徐宝宝事件”第二次调查结论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近年来，在一些网络事件、社会影响大的事件，甚至是司法案件——如云南的 “躲猫猫”事件、贵州的习水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网民无一例外呼吁成立由网民、社会人士、媒体记者等中立人士组成或者参与调查组，进行调查。一直关注类似事件的江西省赣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涛发现，“当地的纪检调查组、上级机关的调查组，从形式上讲也算是中立的调查组，但只要是官方性质的，其调查程序、调查人员组成和调查结论，无一例外受到质疑。似乎只有那种包括网民等参与的非官方人士(并且不能受到官方的控制)的调查才会有公信力。”似乎，第三方调查组成了解决这些事件真相的“灵丹妙药”。

　　“三次第三方调查组成立的大背景，都是政府公信力在一些恶劣个案中遭到公众质疑，与此相对的是民间监督意识的兴起。我倾向于的观点是，第三方调查组是民众监督权和知情权的延伸。”“躲猫猫”事件调查组成员温星表示。而喻国明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国内整个制约体系、诚信体系制度构造本身就存在巨大缺陷。”我国责任查究体制中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部门“自己调查自己”。长久以来，包括医院和公检法司政府在内的部门一直是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机构部门缺乏诚信的特别坏的一个标杆，这些事件中，在没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当事部门掩盖真相，完全没有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诚信”。在已有的社会体系构造中，缺少互相制约和第三方监督，缺少互相约束、建立诚信的规则。“这正是我们在社会变革中，需要改革和建立健全的事。”

　　为第三方调查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方调查的出现给事件带来了真相，但它从诞生之初就饱受争议和质疑。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季明是上海“钓鱼执法事件”调查组成员。“第三方调查组介入，从结果上看是好的，进步的。”但他同时认为，调查组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公信力问题，但法律上没有依据。“谁能参加调查组？谁赋予调查组权力？这在法理上说不通。”季明认为，调查组的成立是被动的，是政府部门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为了解决政府公信力危机，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手段，这实际上是不正常的。“我认为，这种现象只是过渡性的，将来不能说发生什么事，就要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

　　“躲猫猫事件”调查组成员温星告诉快报记者，第三方调查与现行司法体制有冲突，“但这样的事明年后年也许还会出现。”温星认为，第三方调查如果要常态化，必须得与现有体制进行对接。但对于第三方调查干涉司法公正的观点，温星认为那是“基于现行司法体制上的理解”，而现有司法体制某些地方已经落后了。现代快报记者卜言科也提出一系列疑问：第三方调查组应该由谁主导？应该哪些人组成？这些人以怎样的方式遴选？调查组以怎样的程序参与调查？普通民众是否有专业能力承担调查？

　　“第三方调查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授权值得商榷。”中青报采访部主任刘畅认为，“都是在摸索阶段，都没有任何依据，没有成熟的运作方式，仅仅是舆论压力下形成的特殊方式。”“徐宝宝事件”第三方调查组成员，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朱旭东认为，“漏洞永远存在，只能尽可能地接近真相。永远没有最完美的制度。”

　　可以预见，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于“徐宝宝事件”的公众事件，公众很可能会呼吁成立第三方调查组。“频繁依赖第三方调查是法治社会的痛”。在众多关于“徐宝宝事件”的评论中，此类声音频频出现。“这显示出政府的公信力在严重地流失。”一位评论员认为。但“躲猫猫”事件调查组成员温星却期待，第三方调查能“成为常态”。喻国明也倾向于第三方调查组“常态化”。“第三方调查，是仅就某个问题很突出时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一种救火队式的方式。如何让将它转化为常态，政府部门要有彻底的反思和检讨，给予第三方调查约束社会诚信流失和真相披露的资质，制度化去解决一些问题，这是更重要的事。”

　　朱旭东指出这一现象的实质，“公众要的其实不是第三方调查组，而是公开透明的调查。可以不成立调查组，但不要关起门调查，而是敞开门调查，让公众相信调查的结果。”

　　第三方调查，是仅就某个问题很突出时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一种救火队式的方式。如何让将它转化为常态，政府部门要有彻底的反思和检讨，给予第三方调查约束社会诚信流失和真相披露的资质，制度化去解决一些问题，这是更重要的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

　　□快报记者 常毅

　　一位人大代表就是一个第三方调查组

　　张鸿：普通民众需要自己的代言人

　　13日晚，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今日观察》栏目播出《患儿突死期待第三次调查》。评论员张鸿就此发表了看法。针对至今为止出现的三次充满争议的“第三方调查”，以及更多的弱势群体与政府部门的纠纷，在现有体制中，是否有哪种方法可以取代“第三方调查”？记者对张鸿进行了采访。

　　“人大代表制度。”张鸿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些事件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根本权利。”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是真正的主人，他有说话权。“其实这个流程非常简单，我们现在的流程就是这样的，只是有些环节执行得不好。”无论是一个患者，还是一个个人，包括“钓鱼执法”事件中的孙中界、“开胸验肺”事件中的张海超，以及此次“徐宝宝”事件中的患儿父母，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在权力高层找到一个能够为他代言的人，能够帮他们说话。“怎么找到这个人？就是他们投票选出的人大代表。”找到“代言人”之后，所有问题交给他，因为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他去找这些部门去质询，甚至去弹劾。如果这些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执行得非常好的话，南京卫生部门、上海浦东新区运管执法部门和河南卫生部门，就应该去人大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作为公民，任何的利益都能落实到“代言人”头上，如果他不能代表，下次选人大代表就不选他。

　　作为普通民众，个人在面对一个部门时，永远处于弱势。那么，他怎样才能和这些部门平等，他要有代言人，代言人的权力和部门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约束这些部门，因为他是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代表。

　　但问题在于，徐宝宝的父母去哪找这个人，他们找不到这个人，只有直接去找医院，显然是处于弱势的。比如，孙中界遭遇的其实是“执法经济”。执法队有罚款任务要完成，每年任务完成不了，官员考核就会有问题。而孙中界去告的，应该是给执法队下任务的部门。当这种渠道不畅通时，监督就被推到别的渠道。如媒体、网络，如果更多的事情都依靠媒体和网络的监督和解决，这说明正常渠道是不畅通的，是可悲的。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变时期，基层选举也正在逐渐完善之中，流动人口数量庞大，比如外来务工人员很难参加选举？所以在目前，个人遇到类似问题时，很难找到一个正常的渠道。快报记者 常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