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 刘万永)一场针对疑似冒名顶替上大学学生的核查已在全国高校展开。根据教育部的要求，6月30日到10月30日，高校集中对同姓名同身份证号在校本专科学生学籍进行排查，经核查确属冒名顶替的，按规定严肃处理。

　　2009年5月5日，中国青年报独家披露的湖南邵东“罗彩霞事件”引起广泛关注，此后，类似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不断被曝出。很多人在问，到底高校中还“潜伏”着多少冒名顶替上大学的“假罗彩霞”？

　　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对中国高等教育学籍学历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注册学籍的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据库清查，发现存在不少同姓名同身份证号的注册学生。分析原因，一是省级招生部门在招生过程中换录产生重复录取数据；二是一些学校将未报到新生进行了注册，或对退学、开除学籍等已离校学生未进行学籍状态标注，这些学生再次报考入学后形成同一学生在多校重复注册的学籍状态；三是不排除确有冒名顶替入学者。

　　6月30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发出《关于核实普通高等学校重名重身份证号在校生学籍的通知》，并将同姓名同身份证号在校本专科学生数据通过“平台”公布，要求各高校认真核查疑似冒名顶替的在校生。

　　教育部要求，在“平台”公布的数据中，将同姓名同身份证号数据先提供给录取时间在前的学校复核。属于上述第一、二种原因注册的，由学校查明情况据实对学生学籍状态的标注进行更正；复核后确认学生在本校学习的，由学校将学生情况通报给另一同姓名同身份证号学生就读学校，两校协同向其生源省招生部门核查，经核查后确属冒名顶替的，按招生要求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处理。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凡属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取得学籍者，一经查实，学校应当取消其学籍。情节恶劣的，应当请有关部门查究。”

　　此次核查中，教育部发现有两个欧阳健，他们的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完全相同。其中一个是华中科技大学2008级学生，另一个是长沙理工大学2007级学生。核查发现长沙理工大学的“欧阳健”系冒名顶替者。

　　为防止“罗彩霞事件”重演，教育部此次还推出了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新规定。从2009级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开始，在“平台”提供给学校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数据中，加入学生报考图像信息，学校必须对报到新生与高考报名时由生源地省级招生部门采集的考生图像信息认真对比，确认无误后方予注册。同时，教育部在“平台”新生学籍电子注册的条件中设置同姓名同身份证号的限制，注册的新生与全国高校在校生同层次数据库中同姓名同身份证号者，暂不予学籍电子注册，由录取学校与相关学校核实学生真实身份后再作相应处理。

　　教育部要求，未通过复核的同姓名同身份证号学生暂不予学年电子注册和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对出现在本校和他校的同姓名同身份证号学生，高校要彻底查清。

　　十年前，同窗拿了他的录取通知书去上学

　　冒名顶替者坐进了县党史办

　　本报记者 张鹏

　　“领地震救灾款，发现我儿子没户口了”

　　整整十年过去，任永良都没有发现这个改变他命运的秘密。直到一次偶然，戳破了那个漏洞百出的谎言。

　　2008年7月的一天，任永良的父亲跑到乡政府领地震救灾补助款时被告知：“你儿子的户口没有了，已经被转走了。”

　　任永良至今记得初闻此消息时充斥自己脑子里的惊诧。他从来没有迁移过自己的户口，户口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身份证怎么就成假的了？上了10多年学，怎么就变成“黑人黑户”了？

　　“我的户口在哪里？”任永良不解。

　　对这个答案的追寻，撩开了一个交织着亲情与背叛、隐瞒与掩盖的谎言面纱。

　　时间要追溯到1999年。那一年高考，任永良的成绩并不十分理想，318分的成绩没有给他换来“任何一纸录取通知书”。

　　事实上，他被当时尚未升格为本科院校的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高职电算会计专业录取。但这个消息直到10年后，他才得以知晓。

　　这张高职录取通知书成了命运的分水岭。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任永良选择了复读，第二年的努力依旧没能换来结果。不得已，他“败走麦城”，付出高额学费，自费攻读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专科。

　　3年后，他远赴深圳、东莞打工，四处迁徙，生活动荡。再后来，他回到家乡武都，借钱盘了别人的店，做起运动服装生意，依然为改变命运而艰难打拼。

　　接到父亲的电话之前，任永良的生活都波澜不惊。他努力经营着生意，一点点积攒着积蓄，期望在这个房价日涨的城市里买一套房，然后迎娶新娘。

　　任永良开始寻找自己丢失了10年的户口，并一步步接近那个改变他命运的秘密。

　　他先托人在户籍网上进行查询，结果他的户口早在1999年就已经从桥头乡派出所迁出。那时，他听说他的同班同学张福文改名叫张永良，目前在县委党史办上班。狐疑之下，他再次查询了张永良的户籍信息——张永良曾用名任永良，该户口于2002年7月由甘肃省天水市迁入文县城关镇，原因是“大(中)专学生毕业”，并于2002年9月由“任永良”改名为“张永良”。

　　此后，任永良调看了桥头乡派出所出具的户口迁移存根。这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他的户口被人“调包”了，于1999年10月因“上学”迁往天水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真假任永良”

　　11月1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天水师范学院宣传部提供的“1999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简明登记表”上看到，该校当年确实录取了准考证号为“105610309”的考生任永良。档案记录还显示，考生的生源是“农应”(农村应届——记者注)。

　　这张“没有贴照片”的录取通知书，随后由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挂号信的方式寄往考生高考报考表上填写的地址。据任永良回忆，他当时填写的通讯地址就是自己的母校——文县一中。

　　时隔10年之后，当记者向文县一中调查取证时，校方表示“档案已无法查询到”。

　　任永良再三表示，他自始至终没有见到录取通知书。而“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籍登记表”清楚地显示，任永良于1999年进入该校电算会计专业电会二班学习。2001年，这名叫“任永良”的学生拿到了该校的毕业证书，顺利毕业。

　　“真假任永良”背后，到底是谁冒名顶替上了大学？

　　真相其实就掩藏在这张学生入学一个月后才填写的登记表上。照片显示：那个留着分头的小伙子，并非任永良本人，而是他的同班同学、表兄弟张福文。

　　这张登记表的实际填写者张福文，在“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将母亲的名字改为“任二莲”。而张福文的母亲亲口告诉记者，她的名字叫“赵二莲”。

　　11月10日下午，记者赶往位于文县城关镇马家街的张汝云家，就任永良提出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一事，向张氏父子求证。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记者曾不止7次就此核实，张汝云均选择了回避，不直面作答。

　　“从来没有冒名顶替上大学这回事，是吗？”记者问。

　　沉默片刻。张汝云短叹一声说，“说句良心话，开始我是帮他忙办事情的，最后把我们一家人弄成这样，全国的网站把我们的事情捅出去后，检察院到现在还没结案呢。”

　　《兰州晨报》曾于8月3日报道了此事。此后，陇南市市委书记、文县县委书记先后批示，文县检察院随后介入调查。

　　此时，一旁的赵二莲打断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他弄几刀呢……你没的钱了，就这样整人、骗钱。他就是活得没法了，想骗钱……”

　　“为啥要改名呢？”

　　“我们村上是一个先人的后人，村上有个30多岁的小伙子也叫张福文，所以我们把名字改了。”张汝云解释。

　　“高考考了多少分？”

　　“多少分，我忘喽。”一直沉默的张福文说，“大概300分左右吧，高职降分录取也就是300分左右，补录的，好多人没去。不是计划内的，只要是有学籍，分数差不多，就去了。”

　　而根据文县招办出具的当年该县高考统考成绩册，张福文的高考成绩只有146分。

　　谁是幕后操纵者？

　　11月11日，文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建英对记者说，“冒名顶替是真的，事实是清楚的。”

　　但困扰检察院办案人员的是，高考录取通知书是怎样到张福文手中的？两人的学籍档案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修改的？任永良的户口是怎样被冒领的？

　　“关键是时间跨度太长，当时的档案都找不全。作为检察机关，要把责任落实到人头上。”具体经办此案的文县人民检察院反渎局副局长刘文武表示。

　　文县人民检察院调取的人事档案显示：张福文的档案由两份档案拼凑而成，“他想用哪个就用哪个。对他有利的他就用，不对的他就改，真真假假。”

　　记者注意到，这份档案中“甘肃省招生政治思想考核表”、“考生体格检查表”等文件均存在明显的涂改痕迹。在“家庭出身”、“姓名”等栏，只需将纸质档案稍作倾斜，被覆盖的“农民”、“任”等字样就清晰可见。

　　“张福文的档案就是任永良的档案，他拿着这个档案就去上学了。”刘文武说。

　　文县公安局户籍管理室主任张晓文向记者透露：经文县公安局查实，当时，张福文拿着录取通知书到桥头乡派出所，领走了本属于任永良的户籍。

　　这位警官回忆，1999年，户籍管理刚刚由乡政府转到派出所管理，“当时派出所(对户籍)的管理还比较混乱，没有互联网，全部是手工操作。”当时，凭高考录取通知书即可轻而易举地调走户籍。

　　那么，高考通知书是怎样到了张福文手里呢？

　　“录取通知书在他(任永良)的手上拿了，不止一个星期，早都过期了。说句良心话，录取通知书他是亲自见了的。”张汝云信誓旦旦地说。

　　11月14日，从文县赶到兰州，希望记者“高抬贵手”的张福文表示：当时录取通知书并非他冒领，“我领不来，要让本人领。”

　　他还表示，任永良和他一起，到桥头乡派出所领了任永良的户籍。同时，他还确切地表示，当时学籍档案并非在文县招生办公室修改，而是“两人私下修改的”。

　　文县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认为，彼时，仅是一个高三学生的张福文，没有权力，也没有足够的智商完成这个过程，“他父亲也没这么大权力”。

　　那么，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呢？

　　时任文县招办副主任的侯福德，在前任退休后升为招办主任。他对记者明确表示：“作为我们这个环节，作不了弊，绝对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早被检察院抓走了。”

　　张福文则把责任“大包大揽”。他表示，10年前修改学籍档案之事，其父当时毫不知情，“后来才知道的”。而张汝云也向记者说，当年，他没有找过任何派出所和县招办的工作人员。

　　无论如何，隐藏了10年之久的这个秘密，终究没能逃出被曝光的命运。10年间，当事人张汝云从文县农机场党委书记转任尖山乡乡长，后来又担任文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直至卸任。

　　这位自称是曾经“九死一生”的军转干部，对记者“语重心长”地说：“张同志，我们第一次打交道。作为人来说，我也是为了我的儿女。当了15年兵，没什么给娃补偿的，把娃们好好供一下，好好念一下书，也算在他们身上尽点力。”

　　“我当时也没想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张汝云说，“就是念了两年的高职嘛，又不是什么大学，念了一个本科啥的。”

　　本报兰州11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