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沈嘉禄

　　消息见诸本地纸媒，已经晚了一个星期。华人女作家郑念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郑念是谁？青年读者也许要陌生，但在二十年前，她以《上海生与死》一书刺痛了中国人的心。这本小说——其实是个人的传记，据说是十年动乱后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小说。作者是用英文写成的，1987年在英美出版后即引起轰动。大陆在次年推出了中译本，在思想解放激起的炫目浪花中，可以视作文化环境大大改善的实证。但也许是伤痕文学已经退潮了，中国作家开始向先锋与乡土寻找疆域，使此书像一缕青烟一样弥散。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篇从文本入手，从个人际遇深入到国民精神去回顾并不遥远的那段历史的评论文章。

　　郑念的经历也许很适宜小说的叙述：出于名门的她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京，毕业于燕京大学，三十年代负笈英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间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并随夫姓——可见是一个老派女性。据说他们曾在一个很激进的社会主义学院里学过经济学。1939年夫妇俩完成学业并获得相应学位后归国，抗日烽火已起，于是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郑康琪进入外交部，被派到澳大利亚任外交官，一呆就是七年。郑念相夫教子，过着衣食无忧的上层生活。1948年秋，他们回到上海，丈夫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上海办事处主任。1949年改朝换代之际，他们没有赴台，而是选择留在上海。可以说，他们对新政权是信任的，是有期待的。所以，解放后郑康琪曾任上海市政府的外交顾问，后来又成为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按照西方评论家的说法，“壳牌公司是当时唯一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红色中国需要外国的石油，需要郑念丈夫这样既受英国人信任、也没有那么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刺耳，还算比较客观。丈夫去世后，郑念也进入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这是不是根据有关部门的指示呢？不得而知。1966年，金猴奋起千钧棒了。

　　1966年到1973年，整整七年，郑念是在上海看守所里度过的。在共和国主席的夫人被厚诬为“美国特务”的时候，她被怀疑为“英国间谍”就不足为怪了。但就在她陷身囹圄时，他们的独生女儿郑梅萍死于不明原因。

　　细节的力量足以证明纪实类文本往往比虚构类作品更具剜心剔肉的刺痛感。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在巨大落差之下还是咬紧牙关活下去，需要坚韧与智慧，更让人动情的是，她以一种巨大的力量支撑起作为人的尊严。比如在衣服都烂掉的情况下，她还是凑了些破布缝制胸罩，使自己能够比较“优雅地”挺立在铁窗下。九一三事件后，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时的她由于营养不良，牙龈溃烂，体内持续出血，被疑为患了子宫癌，警方在没有任何说法的情况下才将她释放。1980年9月，郑念去了美国。

　　《上海生与死》在西方受到好评，我们不能武断地认定郑念是用这本书取悦西方人的口味，而且与彼时大红大紫的《花轿泪》、《大班》等海外华人小说不同的是，郑念并没有沉浸于个人的遭遇之中而喋喋不休地倾诉，以争取异邦读者的眼泪，而是对体制及国民性有深层次的思考，我认为这就是超越与突破，这使一个人的回忆录成为集体的惨痛记忆。今天，在王蒙老师认定的“文学最好时期”中，这样的作品仍显珍稀。我们应持积极的心态走向明天，但对历史的检视，不能用“向前看”三个字轻轻带过。对昨天经历的故意漠视与遗忘，直接的后果就是对前方的迷茫与模糊。事实上，在今天的网络世界、城市管理、资本运作等方面，依稀可见红卫兵、文攻武卫、工宣队的思维与言论，这种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象决非孤立，更是应该引起高度警惕。所以我希望这小说能够再版，让我们的后代读一读，而不至于一提起相去不远的苦难，他们就塞住耳朵大叫：那是旧社会的事啊！我不要听。

　　缺少历史感和反思自觉的下一代，如何担当国家的未来！这份忧虑，要求我们静静地怀念一个刚刚去世的写小说的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