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与伍皓是两个风格迥异的官员;而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择掀起一场媒体风暴,并影响当地传媒与政界。
政治想到了新闻
在2007年底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后,仇和一如既往的“强势”——一场官场整肃如宿迁般展开,只是这一次,仇和找到了一个更为有效的方式:媒体。
这位刚刚上任的市委书记让各个新闻单位提供近期报道,特别提出“要负面的报道”。 他说,“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2008年2月16 日,《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刊登了全市所有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分工情况和电话号码,随后遭遇“疯抢”。
2008年9月,昆明市委、市政府公布了《关于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的意见》,聘请中央驻滇、香港驻昆和省属新闻媒体作为昆明市新闻舆论监督员。
昆明市的新闻媒体不久也接到通知,要求每周上报舆论监督情况。
与严厉而强势的仇和相比,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则显示的是一个记者加新闻管理者的个性。
这个和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案子紧密相连的宣传官员,在“躲猫猫”案中组织“网民寻求真相调查团”;在“小学生卖淫案”中上网发帖“网络应该给予我答辩和说明事实的权利”。
这个自称不对所辖媒体进行审稿、不追求一致声音的官员,首先遭遇到的是针对自己的质疑,11月15日,对伍皓推行媒体监督员的质问就直接发在伍皓所管的《云南日报》 上:“媒体义务监督员”到底该监督什么?
媒体与政治互动
两个风格迥异官员的不约而同,最终作用在云南的媒体与政治生态上。
仇和借重于媒体等舆论监督整顿吏治,产生了相当的威慑作用。在严厉的问责制度下,很多官员“手机备两块电池保证24小时开通”。
昆明当地的好几个记者都坦言:以前给官员打电话,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不得闲”“你不要烦我”。 而现在,“哪怕不愿意接受采访,但还是客气多了。”变客气了的官员,对媒体也有了更大的宽容。
10月28 日,《云南信息报》率先报道昆明美女副市长李茜的消息,这引起了质疑,因为第二天市人大才会通过。不过,闻知此事的官员哈哈一笑:只要整体没有问题,不用过多追究细节。
而在省委宣传部的伍皓因为职权所限,所做的更多不是“问责”而是“推动”。
曾有中央媒体报道万棵大树进城背后的“绿色泡沫”,省委宣传部马上给林业厅发红头文件,立项督察。在有报道称昆明东川区出现儿童血铅事件后,宣传部向环保局立项督察。
但与仇和相比,伍皓的举动显然要面临更多的压力。 “躲猫猫”事件中伍皓受到“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的批评,而在“小学生卖淫案”后,落款“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的红头文件,建议对伍皓“谈话提醒”,因为他“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
伍皓一度“暂时选择沉默”。记者获知的消息说,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有的常委对伍皓的做法提出异议,后来省委书记白恩培表态是一次尝试后,伍得以过关。
伍皓的种种努力,最终有了正面的评价。
10月26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第3季度地方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云南“陆良事件及慎用不明真相标签”列于“重庆打黑风暴”之后,位列第二。
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官员们以往“维护云南形象”的想法。 伍皓对记者说:“最大的改变是观念的改变,我的那些做法现在基本上都得到云南官员们的认同了。”
本版稿件据《南方周末》
制造风暴
地处边陲的云南正在经历一场政治与媒体相互作用的风暴,而两个制造风暴的当地官员,一个是早就闻名全国的个性官员仇和,另一个则是正在闻名新闻界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
力推舆论监督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现在获得了地方立法的支持。10月30日,昆明市人大通过的《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草案)》中明确:“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问责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而伍皓在因“躲猫猫”案发生后组织网友调查而遭遇上级“诫勉谈话”之后,如今也顺利通过试用期一年的考验,并被进一步“压担子”:11月中旬,云南省委宣传部分工调整,伍皓在原来分管的新闻工作之外,又被加上了网络、外宣等领域。
寻找平衡
在被称为“媒体新政”的背后,媒体与官员之间,也正在寻求某种平衡。
2008年的昆明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仇和说,要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改进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但他同时也表示,各级宣传部门要做到在重大问题上不缺位、关键时刻不失语,抢占舆论制高点,最大限度地挤压负面信息和传播空间。
媒体本身的自律亦成为主管官员们要考虑的问题。6月23日,一条内容为“云南2009普通高考最低分数控制线”的假新闻在国内各大网站间流传,一度影响了许多考生志愿的填写。
此后,伍皓提出:云南将建立假新闻追踪制度,要建设“负责任媒体”。云南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还向社会征召“媒体义务监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