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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20年右翼思潮今如何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20日14:05  南风窗

  沈旭晖

  柏林围墙倒下时,当时世人不少以为左翼思想已终结,此后右翼保守主义将成为普世信仰。讽刺的是,到了围墙倒下20周年的今天,经过新保守主义的多年进逼和金融海啸的冲击,象征冷战胜利的保守思潮却开始退减,原因之一是新保守主义者在冷战结束后,再也不能满足一般人对同情心或公义的需求。近日德语作家赫塔·米勒爆冷得诺贝尔文学奖,固然是介绍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压逼,但也反映世人重新对冷战情结感兴趣,变相让新世代读者有机会重温冷战世代的左翼理论。要了解上述思潮演化,我们应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谈起。

  “政治的终结”还是“历史的终结”

  1992年,美籍日裔跨学科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轰动一时、但现已变得老掉牙的“历史终结与最后一人论”,自称通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框架,演绎整个人类历史为“优越性”(Megalothymia)和“服从性”(Isothymia)互为表里的辩证。他断言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已迈入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绝对年代,“绝对真理”已经获得,是为历史二元辩证的终结。

  理论发表后,一般人只关注“历史终结”的部分,忽略了同样富创意的“最后一人论”。根据福山的人类演化观,当人类进化到“历史终结”阶段,人人绝对平等,人的基因就没有了追求优越的成分,只有服从的奴性,是为他所谓“不再求超越的奴隶”。基于这个理论,福山不鼓励任何福利、保障性质的左翼政策的落实,认为它们都是冷战的过时产品,反而建议在各个范畴保留、加强竞争体制,就算是婴儿爬行也要有争取锦标的运动家精神,以杜绝出现他所谓的“最后一人”。

  学界对福山理论劣评如潮,不过市场对这个融合历史、哲学、生物学、文学的大杂烩理论感到新奇。后来福山加入新保守主义智库“美国新世纪计划”,成为布什远房幕僚之一。 “最后一人论”,也就成为新保守主义又一理论。

  有见及此,美国左翼学者博格斯(Carl Boggs)为了回应冷战结束,也针锋相对地出版了《政治的终结》(The End of Politics)一书。他形容大企业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已经令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公众领域“非政治化”,也就是让一般公民和政党的参与变得可有可无,令建基于社会互信的社会资本大为下降,政客都是为同一利益服务,真正值得关心的人却无人理会;自由主义传统已经崩溃,新保守主义已经不宣而胜,结果社会没有了左翼理想的制衡,就越来越不公义。

  至于谁才值得关心、怎样才能找出那些人,同属左翼阵营的自由主义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为此提出了《正义论》,希望填补共产主义崩溃后左翼思潮的空洞。这位近年声誉鹊起的学者,对自由和平等的对立问题其实采取中庸态度,既反对右派的纯市场机制和效益主义,又反对左派的纯分配机制和社会主义。在两制之间,他承认“能者多得”这个资本主义原则,前提是“社会最弱势的人的最大利益”先得到照顾。然而,罗尔斯理论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在冷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段始终有限,直到金融海啸后的今天。

  原因之一,是“最弱势的人”(group of least advantage)这个概念,比福山的“最后一人”更难得到清晰的定义。根据罗尔斯的说法,人之所以沦为最弱势,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家庭和阶级背景,比其他人缺乏优势,致令其天赋只容许他们得到较小成就”,所以他们的“运气”,也会结构性地糟糕。

  罗尔斯的定义,在新保守主义者眼中,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性的“阶级背景”,和基因性、生物性的“天赋”。由左而右的新保守主义,确实对一些阶级背景有所同情,所以才接受有限度的福利社会,但他们绝不怜悯天赋低的人。这就像学者批评学界的“英语霸权”,和学者以批评“英语霸权”来掩饰自己英文欠佳的事实,是两个不同问题;一个学生因为天赋差而学不好英文,和一个天赋好而懒惰的学生不愿学英文,同样是两个不同问题。在新保守主义者眼中,“没有转型能力”,例如韩国农民不愿接受市场定律、在政府加入WTO而拒绝继续补贴农产品后,不愿转行到其他经济体系发挥,也是一个“天赋”低的问题。自由主义的正义,将“阶级”和“天赋”两个不同概念,混为一谈,已经是“不正义”。滥用的同情心,就是没有同情心,只会加速让人类变成“最后一人”。

  冷战结束后“右翼群众”的诞生

  在冷战结束后初年,右翼思想不但占尽上风,而且还催生了“右翼群众”。这是因为新保守主义者曾经是自由主义信徒、保守主义的敌人。他们大多出身穷苦,至今都视民主党推行“新政”(New Deal)的小罗斯福总统为偶像,认同国家对社会经济政策的应有监控,不像里根那样,认为这种监控代表极权。在1960年代,他们积极加入革命,自称托派,对群众运动相当在行,也和不少少年激进派一样,越老越保守,再配合冷战结束,才得以掌握权力。

  1965年创办杂志《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的评论员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被认为是真正的现代新保守主义之父。他的儿子威廉(William Kristol)创立了另一本杂志《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被称为“小教父”。他们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父子兵学者,因为其它近代美国思潮,都由政客或社会活动家主导,唯有新保守主义有复杂的理论背景,容易让相熟学者变成身兼政客的两栖类动物,并在近20年里,孕育了数十个知识分子遇上政治的案例。

  令新保守主义者“觉醒”(或“背叛”)的原因,是他们目睹美国政府只懂“滥施”民粹福利,“导致社会价值崩溃,民间越趋激进暴力”。在他们眼中,自由主义者不但不纠正这种倾向,反而处处挑剔政府制度的不公正。这样想的人逐渐离开自由派阵营,自称“真正左派”,再称留下来的自由主义者为“新左派”。

  过来人的经历,被一本布什称为“第二圣经”的名著详细记述。当我们考虑到布什会以“我喜欢阅报”来回应“你喜欢看什么书”一类问题,这本新保守圣经,更是不可不读。其名为《梦想与梦魇》(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副题“1960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是学者马格奈特(Myron Magnet)的成名作,主要批判对象是民主党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以及他们分别“错误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和大社会改革。作者认为那个民主党朝代堆砌出福利主义的巅峰,个人自由化变成社会自由化,副作用包括离家出走、滥毒、同性恋、堕胎等“社会无政府”风气,“把美国伦理价值推向毁灭边缘”。约翰逊爱在白宫裸泳和举行“浴缸会议”,下台后曾以长发老嬉皮形象示人,也被当成为老不尊的坏榜样。

  “改邪归正”的方式,据新保守主义者说,是减低政府对社会福利的过分提供,但保留应有的新政传统,再增加中央对道德的引导,让上帝救赎。换句话说,由左转右的新保守主义者虽然和里根一样,信奉家庭价值、社会稳定、新教伦理,但他们同时视“新政”为美国立国根本,接受适度的经济干预和有限度的社会保障。这本书令马格奈特成为白宫座上客。

  为什么新保守主义者要推翻“大社会”?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参考布什的另一本爱书:曾是共产主义者的奥拉斯基(Marvin Olasky)所著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这本书最精彩之处,在于重构了基督价值观的“同情心”概念,认为美国教育从小到大,都“误导”国人,让同情心搞出福利社会,穷人才丧失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被蒙蔽适者生存的残酷事实,成为遗传性的“社会下层”。此外福利主义据说又会令家庭瓦解,因为无亲无故的综援局已经取代了传统家庭的经济功能,结果又是一连串道德伦理败坏的公式结局。奥拉斯基相信机会对所有人平等开放,个人必须独自争取机会,反对“绝对平等主义”,这就是所谓的“古典机会平等主义”。取消社会保障计划、让人公平竞争,据这逻辑推论,才是真正对穷人的同情。这就是布什挂在口边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这些新保守思潮,乘着冷战终结的余威,被宣传为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守的普世价值;9·11后的两场战争,也是希望把思潮弘扬开来。讽刺的是,今年世人“扬弃”新保守主义、重新思考种种左翼公义公平理论,甚至缅怀起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举措,一切都是源自一场金融海啸。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左右思潮、左右政策的单独存在,都是不能持久的,与其说冷战终结代表历史的终结,倒不如说是一个回合的小休。世界已出现对左右机制自动调节的能力,要再次出现像冷战时代、甚或布什时代的一边倒意识形态倾向,恐怕是不大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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