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贝时璋，便意味着告别了上世纪，告别了一代学术大家悲欣交集的集体命运。100年来，作为最后一个中研院院士，他见识了家国罹难、运动风波、人事苍茫，见证了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亲历了中国科学界的起起落落

　　本刊记者/罗雪挥  文/房一盟

　　2009年10月29日，贝时璋在睡梦中离去。台湾“中央研究院”随后在其网站首页刊登讣告，悼念“本院生命组贝时璋院士”，其院长翁启惠亦立即致专函吊唁。

　　1948年，贝时璋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与胡适、陈寅恪、梁思成等并列。1949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留守大陆。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解冻，2000年3月起，台湾“中央研究院”开始向贝时璋寄送院讯，他逝世前，刚刚收到一份寄自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周报”。经《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林美惠女士确认，107岁的贝时璋，是1948年当选的中研院院士中最后一个离世者，也是最高寿的一位。

　　一个学术群星璀璨的时代，从此成为追忆。

　　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

　　1903年秋天，贝时璋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憩桥镇一个贫穷家庭。5岁时，母亲就边补渔网边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1919年，贝时璋进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1921年赴德国留学。彼时德国战败，马克贬值，父亲变卖了房子和几分地，为他凑齐了路费，以后又用很高的利息借了一大笔钱汇去，勉强支撑他完成学业。贝时璋选择了图宾根大学，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因为当地花费少。1928年，贝时璋获得该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同为图宾根校友的还有外交家乔冠华。

　　1929年，贝时璋返回祖国，受聘于浙江大学，其教学水准有口皆碑。当年的学生郑竺英曾撰文回忆：“贝师在整个教授过程中，每堂课都不带讲稿，全部是顺口而出的。同时贝师在黑板上配合课程流利地写出众多的骨头、神经、肌肉等等的拉丁名字而从不错漏字母。”而他亲手绘制的教学挂图更是精确优美，宛如艺术品。在浙大任职的20年间，贝时璋科学与教研均收获硕果，培养了大批人才，比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朱壬葆等。而早在1934年，贝时璋就提出了细胞重建的假说，此前从来没有人说过细胞可以重建而不由细胞分裂产生，并发表论文《卵黄粒与细胞之重建》《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转变》等，只是由于抗战爆发，未能就此深入研究。1944年，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造访浙大，由于生物系方面可看的论文甚多，他不得不将其行期推迟了一天，盛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1948年，浙大共当选了三名中研院院士，即贝时璋、竺可桢、苏步青。1949年，他们同时选择了新中国。同年7月，作为筹委会委员，贝时璋参加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54年，贝时璋担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1955年被选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8年，贝时璋主持创建了生物物理研究所，这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物理学专业研究机构之一。在贝时璋指导下，该所的科技人员不畏艰险，参加了核爆炸现场动物实验，并进行了长期辐射效应观察和小剂量照射动物实验，制定出我国辐射安全标准。而在国际航天事业刚刚起步之际，贝时璋又富有远见地创立了宇宙生物学实验室。“他的思想非常前沿，做的都是奠基的工作，在那个年代想到了，也做到了，非常了不起！”曾经与贝时璋有过学术合作交流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戴华评价。这种远见一直保持到他晚年，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星科回忆，他初次拜访贝时璋，谈论起纳米生物学的发展，这位百岁老人对前沿学科的认识，“比科研一线的人抓得还准”。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指出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科学的春天鼓舞下，许多老院士纷纷入党，表达自己对党的信任及热忱，包括贝时璋、童第周、华罗庚和严济慈。

　　做一个真实的科学家

　　贝时璋曾说：“实验室和图书馆是科学家最爱呆的地方。对科学家来说，最快乐的事情是呆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或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看书看得出神，旁边有人叫他也听不见；实验做得津津有味，有时把时间也忘了。”

　　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心愿。他的学生应幼梅在《贝时璋教授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一文里记述：“他没有时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的时间让组织工作、计划工作、外事工作，还有社会工作占去了。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兴趣，而是党和国家有这样的需要。” 应幼梅记述，无论什么工作，他都一丝不苟，连戴红领巾的小学生要来访问，他都会事先准备好发言稿。

　　解放后，贝时璋担任了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当时的公开报道中，他的排名十分靠前，排在华罗庚、史良前面，并曾多次在国庆期间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贝时璋仍然维持着科学工作者的底线，无论是在难以掌控的政治风浪中，还是身处难以选择的无奈环境下。“大跃进”期间，各地粮食生产频频放出“卫星”，身为生物学泰斗、最具权威的贝时璋保持了沉默。《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找了同期的《人民日报》，亦没有看到贝时璋就此进行书面表态。在必须要发言的场合，他的讲话也紧紧围绕科学范畴。比如1961年，庆祝苏联发射成功第一个载人宇宙飞船，首都科学家举行座谈，大家纷纷表示这是社会主义阵营、马列主义的伟大胜利。贝时璋说：“人类飞到宇宙空间需要克服科学技术方面许多问题，从生物学观点看，人飞到宇宙再返回地面，安全保护是不简单的事，特别是失重和超重问题，对这样复杂的技术措施能得到保证是不容易做到的。”40多年后，当杨利伟乘坐的载人飞船成功着陆后，贝时璋看到新闻后，建议应对杨利伟进行健康安全保护，杨利伟听后很感动，还专程拜访了贝时璋，并在他去世后前往吊唁。

　　《贝时璋传》的作者张坚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因为专注科学，“文革”时贝时璋也挨过批斗，批判他不关心政治，是资产阶级权威，但“贝先生不爱讲话，平常不得罪人”，所以安然渡过。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陈楚楚表示，“贝先生做人严谨，心态平和，从不和人争，平时积极劳动，对大家态度也好，所里面就自然形成一种意识，保护贝先生。”

　　1972年，贝时璋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这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后，造访西方的第一批中国科学家。芝加哥大学华裔学者江生担任美方翻译。他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来美国还是很稀罕的事，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伊利诺伊州及芝加哥市的三层警戒保护，阵势庞大，但是贝时璋处之泰然，与国外同行交流不卑不亢，问的都是“非常节骨眼”上的问题。江生表示，他的外国同事对此评价很高，特别是贝时璋，很少碰到科学家有那么广的知识面。而其时“文革”已经在中国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是江生回忆，中国科学家们既没有提起，他也没有感受到一点“文革”的蛛丝马迹。贝时璋的发言仍尽可能地实事求是，根据《参考消息》转载的合众国际社报道，贝时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人民“已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值得我们祝贺”。他表示：“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发展很快，但是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才能赶上。”

　　出访时，贝时璋已经69岁了，但还是健步如飞。一天，芝加哥下大雪，江生想上前搀扶，他把江生的手推开了，他们终身的友谊，却从此开始了。

　　最大的遗憾                   

　　早在1970年，贝时璋就想重新回到科研第一线，继续做细胞重建的研究，他为此准备了一篇开题报告，详细说明这个课题的意义、研究目的、计划等，但在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会场没有什么反应。他的助手陈楚楚于1972年进入该课题组，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生物界就有人写信给贝老，劝他不要再研究这个课题，如果做下去会让他身败名裂。她们这些学生也边做边怀疑。面对外界的质疑，贝时璋自己也很痛苦。陈楚楚回忆，那时当有人说贝老我很尊敬您，贝时璋都会追问，你这是对我个人的尊重，还是对我从事的科学研究的尊重？ 他曾经因为工作冲陈楚楚发过一次火。当时她拿着一张不太清楚的细胞切片请教贝时璋，贝时璋认为她是不支持细胞重建的学说，很生气地把照片扔到了陈楚楚面前，不过很快他就在会上作了检讨，认为自己那样对待她是不对的。

　　经过艰辛努力，1988年《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一集出版；1989年11月，科教电影《细胞重建》获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金奖。在巨大的争议声中，细胞重建课题组还是在2000年结题，陈楚楚表示，这是贝时璋一生最大的遗憾。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戴华认为，该学说本身很有创意，是很前沿、很有深度的思考，这在今天依然是很难的一个课题，需要大量的经费及人力支持，虽然目前无法求证，但并不排除未来会有新的发展。她认为贝时璋心心念念的是科学本身，不怕辛苦和风险，不计较私人名利，其贡献更多是精神层次的。

　　贝时璋有一次语重心长地对陈楚楚说：“我使得你们没有出头之日。”陈楚楚介绍，他这样一种谦虚、礼让的性格，也影响到他的学生，“他一直只是看重业务上的东西，其他的都不愿做。所以有的学生跟他一段时间就走了，贝先生也不勉强。”陈楚楚表示，“作为他的学生，酸甜苦辣都有。他待人很客气，每次你要走都会把你送到门口。但对从事的研究非常严格，一丝不苟，一字一句、标点符号都会给你改好几遍。”

　　君子远行

　　1993年夏天开始，芝加哥大学教授江生每年都会到北京，成为贝时璋家的客人。最后一次访问是在老人去世前。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老先生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始终维持谦谦君子之风。谈话间热起来，他要脱去外套，总会先抱歉，说“对不起，我要放肆一下”。老人不能吹风，但他会特别注意电扇的风是否对着客人，极度替人着想。而他自己的生活简单，对吃穿没有讲究。由于老人去世的突然，仓促间甚至找不出一身像样的衣服临时穿戴。

　　在日常生活里，贝时璋只有一种待人之道，不论对方地位尊卑。有人去看他，即便是他的学生和晚辈，他也一定让对方坐沙发，他自己坐椅子。

　　在贝时璋最后的日子里，虽然年事已高，他依然每周会看《参考消息》等报纸，不过因为视力的衰退，他只看大标题。贝时璋每次都会关心地询问，国家现在的形势好不好？经济建设怎么样？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党委书记杨星科介绍，汶川大地震后，怕老人受刺激，没有告诉他。结果贝时璋看到了报道，特地托人给所里打电话，捐了5000元。

　　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以后，贝时璋的心情很不平静。就在逝世的前一天，10月28日的上午，他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科学创新，鼓励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江生认为，倘若贝时璋没有遭逢那么多运动，能够一心搞科研，他是有可能在科学上走得更远的。但是江生表示，他们那一代科学家是极端爱国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一切都是为了培育新的人才，完全撇开了自己的地位升迁、个人荣辱，对于这个假设，“贝老从来没有说过，没有影射过，连沾个边都没有。” ★

　　本文参考了《贝时璋教授与中国生物物理学》《贝时璋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