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期呼唤中国教育改革的人，我自然对新部长袁贵仁寄予厚望，特别希望他为政时能够意识到大学经验的局限，多从自己当年中学教师的经历中挖掘资源

　　教育部长非要大学出身吗？

　　文/薛涌

　　不久前读熊丙奇先生的一篇文章，讲到在周济被免职、袁贵仁获任教育部部长的当天，央视报道了八大教育潜规则：一为“免试就近入学”异化为“争相择校”，二是择校费“被自愿”，三是奥数改头换面，四是升学率还在争第一，五是“重点班”改名“创新班”，六是补习班挂名“家长委员会”，七是“你的学生我来教”，八是全日制培训班集体易地补课。中国教育问题积弊之深，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所以，人们对新的教育部长寄予厚望、甚至过高的期望，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我们只要仔细检视一下这些积弊和教育部长们的背景，就会发现问题：这些积弊都是中小学校的问题，而无论是被免的还是新任的教育部长，则都是大学校长出身，即使在当大学校长以前，他们也都在大学工作。当然，新任部长袁贵仁有些不同之处。在接受正式的大学教育前，他于1969〜1978年间充任过安徽省固镇县王庄中学、五七大学教师。也就是说，袁贵仁是有过在农村教中学经历的人。

　　众所周知，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是教育部长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应该说，他的这段经验对于他未来制定和执行教育政策非常宝贵。

　　按照现行的惯例，等文革后长大、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一代人到了担任部长等职位的时候，教育部长恐怕将是一色的大学背景，很难再有当中小学教师的经历了。

　　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界的问题所在。从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校长一直晋升为教育部长，这已经是官场的正途，属于天经地义的职业轨迹。但是，中国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则在中小学，在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农村的义务教育。大学出身的部长，因为缺乏中小学的经验，对其中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不熟悉。另外，因为长期在大学工作，接触的人和事全不出大学校园，对大学的利益比较同情，难免不对大学偏重。

　　前些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大量挥霍在大学上，导致大学城追风赶建，大学负债累累，教育质量反而没有提高。这些都是大学的利益群体过分地影响了教育决策所导致的后果。

　　而中小学的义务教育，在教育部高层中则缺乏自己的代言人，没有常规的渠道反映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中国义务教育长期破败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教育要改革，首先要改革教育的管理制度和官僚体系。为什么教育部长都是大学校长出身？全国除了31所副部级高校外，其余普通大学的校长一般为正厅级。

　　再看看美国，小布什政府的教育部长Margaret Spellings和现任政府的教育部长Arne Duncan全没有在大学教过书、任过职，但在出任教育部长前，都在地方的公立学校体系中扮演过重要的作用。他们上任后为政的重点，也都在如何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上。在美国，你很少能见到一流大学的校长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长的事情。

　　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教育从大学到中小学都是国家直接管理。我们要改革，不妨先调整管理教育的国家行政体系的结构。中国的中小学校长地位一直比较低，在他们之上的地方义务教育管理机构的地位也不高，在公共生活中几乎不为人注意。

　　看看美国则大为不同：中小学校长年薪一般八九万美元，十几万的也屡见不鲜，明显高过一般的大学教授。在他们之上学区一级的教育行政官员，如学区总长等等，则如同当地的市长、检察长一样，属于重要的公共人物，经常出现在媒体上，成为新闻的焦点，可见其责任之重大。

　　比如首都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教育长(Chancellor)Michelle Rhee，因为大胆推动教育改革，作为39岁的韩裔女性已经成为全国教育界的明星。2008年总统大选时奥巴马和麦凯恩在辩论时对Michelle Rhee是否支持教育券有不同的解读，她最后不得不出来发表声明，澄清自己的立场。可见她的影响力有多大。

　　中国的教育行政体系，应该开辟多种晋升的渠道。既然义务教育是教育部的主要责任，那么从事义务教育的人就应该凭着在自己本行中的出色表现，最终能够一步一步地晋升到国家教育主管机构的最高地位，影响国家的重要决策。

　　作为长期呼唤中国教育改革的人，我自然对新部长袁贵仁寄予厚望，特别希望他为政时能够意识到大学经验的局限，多从自己当年中学教师的经历中挖掘资源。同时，我更希望日后的教育系统能够改变现有模式，多从草根社会选用人才。

　　(作者为美国Sulifc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