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热衷重译中国古籍

　　以海外汉学家为主的50位翻译家，要在3年内完成《五经》英译本

　　《世界新闻报》记者/李天胜

　　11月14日，当一位75岁的法国老人在一个为外国友人颁奖的典礼上清唱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他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他，就是欧洲著名汉学家施舟人。这位把大半生都留在中国的汉学家近期频频引起媒体关注，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在中国国家汉办推出的《五经》翻译重大项目中，他是项目的主持者。

　　根据计划，《五经》将在三年内完成英译本，然后在英译本的基础上，再翻译成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和马来语这8种语言。可以想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包括《五经》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将重新回到世人的讨论热点当中。

　　《五经》译本多已绝版

　　《五经》是指除了汉以前失传的《乐》以外的《诗》、《书》、《礼》、《易》和《春秋》。2000多年来，《五经》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经典、中国思想体系形成的主要理论依据。据了解，本次《五经》的翻译，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

　　“我们必须有一套全新的现代译本，这样，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才能被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并真正接受。”中国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她说，《五经》中曾有过英文、法文或德文译本，但大部分译本已非常陈旧，有的甚至是在100多年前翻译的，而且，大多译本已经绝版。

　　历史上，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本大多由那些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完成。根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晓阳的研究，对《五经》研究最早的外国人是意大利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在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第一个将《五经》译为拉丁语，到了19世纪末期，法国传教士顾赛芬成为译经的集大成者。这位传教士一生翻译了众多的中国典籍：1895年出版《四书》，1896年是《诗经》，1897年《书经》，1899年《礼记》，1914年《春秋左传》，1916年《仪礼》。

　　2007年初，《大中华文库》整套全球首发，这是中国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这项出版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从中国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选出100多种(其中包括《论语》、《孟子》、《老子》、《红楼梦》、《西游记》等重要作品)，由古文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译成英文。

　　外译典籍频遭误读

　　中国出版集团总裁杨牧之在谈到之所以要推出《大中华文库》时介绍说，尽管1970年代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第一个《红楼梦》英文全译本在西方大受好评，但它对《红楼梦》的忠实程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及风俗的理解远不如杨宪益。比如《红楼梦》中讲到的儒释道三家，都转译为基督教。甚至在西方，有人会节选《金瓶梅》最为突出的章节出版小册子，并以此说明中国是性开放的源头。

　　中国古代文籍在翻译和外传时，很容易丧失原有的美和准确性。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在谈到古诗翻译时认为，那不只是从中文会意文字、象形文字到拼音文字的语言转换，更是思维、文化的转换。如李白的《静夜思》，字面简单，如直接翻译就如同白开水一样，这时就需要有丰富的文化背景以及很好的文学素养。

　　在中国近现代，尽管有像《红楼梦》等一些优秀英译作品的出现，但同外文中译的热闹场面相比，中文外译尤其是典籍外译长期遭受冷遇。著名典籍英译专家汪榕培教授曾感叹说，那些100多年前出自传教士之手的旧译本、旧式英语已经不合时宜，同时对原文的理解也存在一定偏差。他同时认为，目前在中国，翻译古典文学作品既费时又费力，稿酬也极低，比如他翻译《陶渊明诗集》稿费只有几千元，而翻译一部《牡丹亭》也只有1万多元稿费。对于市场上已有的典籍英译本，他的评价是，一些当代译者的英文运用仍不到家，而一些英文功底扎实的译者却往往由于对中国古典文化不够了解而导致误读。

　　“在短期内人才缺口无法弥补的情况下，海外汉学家可以成为我国文化翻译队伍中的一支有生力量。”海外汉学研究专家张西平说。《五经》翻译项目由施舟人领衔，海外汉学家确实起到了核心作用；在《大中华书库》中，海外汉学家的翻译作品也撑起了半壁江山。

　　针对中国典籍翻译的市场现状，几年前就有人提到韩国的经验。2000年，韩国政府投入大量财力、物力，组织了韩国文学翻译协会，其中邀请了包括外国人在内的众多翻译，将韩国著名的文学作品1600多本书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

　　现在，中国政府似乎正在迎头赶上。

　　遭遇变形很正常

　　成田健太郎来自日本，目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他在接受《世界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说，也许是因为文化渊源的关系，日本人看待中古代典籍就像对待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一样亲切。现在日本的书店里，也经常能在显著位置看到《论语》、《孟子》和《孙子兵法》这一类书。

　　成田从小就学习中国书法，大三开始在日本京都大学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和博士阶段一直都是学中文。他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李白。他说，李白的诗和人是分裂的，诗很狂放，但个人却是悲伤的。在日本，人们最喜欢的是白居易，因为白居易最好懂。

　　成田记得他在中学课本里最早学到的是唐诗《春晓》，那个阶段的日本学生学习中国古体诗用的大多是“训读”的方法。所谓训读，就是按照汉字的原意而用相应的日语词读出，如“川”的意思是“河”，在读的时候就发“河”的日语音。在日本，几乎所有中国古代诗集，包括初中、高中《国语》课本中的中国古诗都是以训读法的翻译形式出现。

　　尽管有学者质疑，和日本人学习中国诗歌的另一种方法“音读”相比，训读不能让人体会到中文的微妙和音律，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推广功不可没。

　　在美国，英译唐诗佳作逐渐进入主流文化。由庞德和韦利翻译的中国诗在英语世界进入各种权威的作品选，开始变得家喻户晓。其重要原因在于不拘泥于传统的格律，而运用了自由的翻译观念。

　　尽管依然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典籍是不可翻译的，因为一些固有的特点，它们在外传时必然遭遇变形，但每到这个时候，另一些人会拿出莎士比亚的例子。莎士比亚每走进一种语言世界都会遭遇一次变形，但这不影响它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

　　施舟人有一个特别的观点：文化交流就像洗手，两只手互相揉搓才会干净，但你可能不知道究竟是哪只手帮助另一只手洗干净的。不管怎样，成为人类文明的遗产，首先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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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为《五经》奔走

　　在《五经》翻译重大项目中，包括翻译团队组长施舟人在内，共有50位核心翻译专家，当中以海外汉学家为主。

　　对于白头发白眉毛白胡子的施舟人来说，《五经》的翻译毫无疑问将是他在未来几年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这位法国老人经常被中国记者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热爱中国文化？大多数时候，他的回答是：不要问我为什么热爱，中国文化有多么好，对世界文明有多么重要，你也能够体会得到。

　　对于28岁就到中国台湾做访问学者，并在中国大陆居住长达30年的施舟人来说，热爱中国文化显然不只是言语上的表述。时间回到上世纪70年代，当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到施舟人执教的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时，了解到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正在法国设立，当看到项目中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时，饶宗颐流下了眼泪。施舟人还记得当时饶宗颐所说的话：“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

　　这个经由施舟人转述的故事，可以说明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国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也是施舟人与《五经》翻译的缘起。在后来的30多年中，他不知在多少场合谈过翻译《五经》的重要性。2008年，中国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接受了他的建议，经过多国学者参加的评审会，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李天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