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问题，广州番禺将开展半年全民大讨论，该区区长楼旭逵在座谈会上明确表态：“(垃圾焚烧)项目环评不通过，绝不开工”，“绝大多数群众反映强烈，也绝不开工”(据11月24日《广州日报》)。

　　上周六央视《新闻调查》，采访了两位参加过番禺区组织的“垃圾焚烧规划选址专题视察”的代表，区人大代表们认为，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民心工程。但他们都坦承，并没有去接触规划地周边的老百姓，也不了解他们的想法(据11月26日《南方周末》)。

　　【连线嘉宾】

　　王锡锌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连线记者】

　　本报记者郑赫南

　　记者：眼下“番禺全民大讨论”引起热议，很多人认为这是“参与式民主的有益尝试”。

　　王锡锌：从表面上看，全民大讨论似乎是一种“广泛的”参与，但是要注意，这种“广泛的参与”有可能流于形式。讨论最终是为了作出决定。然而，作什么决定？谁来作？按照什么程序作？这都是番禺垃圾焚烧决策中绕不开的问题，而“全民大讨论”并没有明确决策的议题、主体和程序。

　　很明显，番禺的讨论，是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问题引起的，最终也是要解决垃圾“烧不烧，放在哪里烧”的问题。而番禺的“讨论”仅仅是一种民众表达意见的方式，最终，真实的民意是什么、能否被政府采纳，这种“参与式讨论”都保障不了。

　　记者：政府鼓励群众“大讨论”，不可信吗？

　　王锡锌：即便番禺区政府是诚心征求群众意见，这种“讨论”也只能是一种民意的释放和酝酿，但讨论本身、讨论的意见表达及效力，并没有程序保障。只要是讨论，就会有各种声音；如果反对的意见占多数，政府却说同意的人占多数，谁来监督呢？老百姓又怎么来继续表达不满呢？

　　记者：您预计番禺的“大讨论”会走向何方？

　　王锡锌：可能有两个结果，其一，会非常热闹、繁荣，参与的人非常多，各种声音也多，意见表达可能比较充分，可能成为一次民意表达的“盛宴”。但最终讨论参与者会发现，那是一种“虚假繁荣”，自己的意见能否奏效，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政府，“大讨论”的民意可能“被归纳”、“被代表”。

　　其二，“大讨论”有可能成为一种暂时搁置问题的策略。你想，半年的大讨论，天天围绕要不要建焚烧发电厂，可能随着时间流逝，民众也淡漠了；就算民众不淡漠，媒体是不是会一直有那份耐心？因此，结果有可能是无疾而终。

　　要避免这两种后果，我认为，“大讨论”的形式以及在其过程中所汇集的民意，需要及时纳入我们现有的代议制框架。也就是说，讨论是民意的直接表达和交流，在此基础上，当地人大应当充分考虑民意表达出的诉求，对问题的解决，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记者：您是说，还是让人大介入监督，并最终作出选址决定？

　　王锡锌：说实话，我觉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问题，太重大了，而且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涉及到长远利益，人大当然应该扮演核心角色。不然就会出现“民意沸腾，代表缺席”的尴尬。

　　在这件事情上，民意不仅集中、强烈，而且也在变化。一开始，老百姓要求“慎重选址”，现在，他们的诉求已经变成了“应该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不该焚烧”，也许以后还会有所变化。总不能民意一变，就大讨论一次。建议还是由番禺区或者广州市人大，在充分、真实吸纳民意基础上，通过代议机关的程序和议事规则来解决问题。

　　记者：但眼下，番禺区代表“没有去接触规划地周边的老百姓，也不了解他们的想法”，有网友表示愤慨。

　　王锡锌：当然，如果要通过民意代表机关来解决问题，人大代表就必须明确自己代表谁。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代表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应该受选民监督、为选民负责。番禺区人大及其代表都有义务积极联系选民，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通过提出议案、建议等方式，维护选民的合法权益。对疏于联络选民的代表，选民可以联名要求“罢免”。

　　记者：请您谈一下“番禺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王锡锌：至少带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第一，在生活层面，它放大了现代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垃圾的生产和处理问题。这不仅仅是番禺的问题，而是现代生活方式的问题。能不能少生产垃圾？能不能落实垃圾分类？也许我们不仅要解决燃眉之急，更须反思“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并付诸行动。

　　第二，在政治层面，它提出了一个公共政治生活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当民意因某个公共话题喷发并相互冲突时，制度化的吸纳、整合民意的程序为什么不能及时启动？民意出场，为什么代表缺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制度实践中，民意代表履职和选民真实诉求之间还有很大距离。选举制度的改进和代表制的完善，已是基层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