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十大好书”出台，所有的评委都长长地松了口气。不过，在应付完这个挑战以后，来自媒体记者的提问同样充满了挑战。

　　“半部长篇”值得反思

　　记者：当代的原创小说一向是人文书籍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但是我关注到在本届的十大好书里面，没有一本是当代原创小说，这是不是和现在小说创作的态势有一定的关系？

　　尹昌龙：一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都有个“半部长篇”的说法，这与作者的生活经验以及把握时代的能力有很大关系。另外，长篇小说与畅销书体制结合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媚俗现象，比如对情色的描写、对流行元素的借用等等。本来长篇小说就“发育不良”，再加上商业的影响，就形成了“半部长篇”现象，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梁二平：我们是在用投票的方式，对今年当代原创小说表达“不高兴”。

　　“常识”与“真相”引领十大好书

　　记者：今年十大好书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和第一届、第二届相比，已经评到第三年的书单，主办方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今年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梁二平：我觉得今年的评选过程，更多倾向于“常识”与“真相”的引领。比如《认得几个字》、《常识》、《金融的逻辑》等书，就是“常识”的范畴。另外，今年中国与世界都处在纪年的关口，在世界开放包容的大背景下，学界人士有更大的空间，做关涉真相的研究。比如《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等书，便有还原真相的意思。

　　争议不能成为评比与否的理由

　　记者：昨天有评委提出对《小团圆》的质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违背了作者的意愿，我想请陈子善老师对质疑作一个回应。

　　陈子善：《小团圆》有争议本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很多作品都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从研究者的角度，我认为即便违背了张爱玲的意愿，《小团圆》都应该出版，因为它具有研究价值。当然，质疑是可以不断质疑的。

　　止庵：争议不能成为评不评比的理由，如果推测作家在世，很多作家也许都不愿意出版自己的某些作品的，这是需要另外讨论的一个学术问题。

　　好书应隐藏重大的哲学思考

　　记者：在今年的年度十大好书中，7本是华人的作品，3本是国外的。我们的作品只是停留在常识和真相，是不是深度上、高度上华人的知识分子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未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评出蒙田这样有思想力度的作品？

　　刘苏里：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与一个民族的命脉，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好的作品之所以好，应该有强大的哲学思考。本次书目中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常识》便是如此。

　　很可惜，我补选的几种书，没有一本入围“2009年度十大好书”，比如赵汀阳的《坏世界研究》、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刘瑜的《民主的细节》等，都是几个月内重印了几次的有哲学思考的书籍。另外非常遗憾的是，止庵的《周作人传》因为避嫌，也未参加评选，这本书也是隐藏重大哲学思考的。学者在思想和哲学意义上的探索，还没有成为被广泛关注的目标，一方面说明学者的功力要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阅读的倾向还未真正进入这个阶段。

　　先解决常识，再解决哲学

　　记者：在今年十大好书的书单，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纯哲学书，甚至入围的50本书里面也很少这样的书。这是否和评委的喜好或者是知识结构有关？有没有考虑今后在这方面以后作出什么改变？

　　尹昌龙：不知是这个时代的哲学贫困，还是各位评委的哲学贫困。“年度十大好书”评选活动从设计之初，就主要关注文史类图书。另外，好的、新的原创哲学书出版的贫乏，与文化研究的分类边界模糊的现象，都导致了这一结果。

　　止庵：我们应该先解决常识的问题，再解决哲学的问题。

　　梁二平：不是我们没评，是他们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