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毅(桂林)

　　大学同学L在QQ上告诉我，兰州下雪了。我告诉她，11月的北京，已经下了3场雪。我平生见到第一场雪是在1999年11月的兰州。屋外忽然就白了——那是让人兴奋的时刻，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来自岭南的学生，手足无措地，都不知道该如何融入这白茫茫的世界了。

　　在我印象中，一伙同学在校园里白雪覆盖的紫藤前照了相。我问L，“你那还有那些照片么？”我居然隔了10年才想起要那些照片。L说，她看过那些照片，但她并没有。那些照片里，有来自海南的阿文。

　　今年11月1日，北京下第一场雪那天，我在河北一座小县城的法国梧桐下哆嗦着等待回程客车。这又是一次令人沮丧的采访：我没见到想要采访的人。今年好几次对女性的采访都很不顺利，包括上次来河北采访一位大学女生自杀的事件。那次采访让我想起了阿文。我有些无奈地自问，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自己的同学为什么自杀你弄清楚了么？

　　前些天去沈阳采访时，我见到G，她怀里的女儿刚出生几个月。G告诉我，大三那年冬天，她和阿文为了考研，都没回家，留在兰州，宿舍楼里的人渐渐少了，她们曾在一起长聊。阿文告诉G，她经常独自去东方红广场一坐就是一天，打量过往的每一个路人。

　　整个大学期间，我跟阿文没说过多少话。她给人的印象是：漂亮、单纯、话不多、偶尔冒出点儿冷幽默。毕业前某个夏夜，我在女生宿舍楼下报刊亭卖报纸的时候碰到她，她的心情很糟糕。心情不好——这是此后大家对她的总体印象。

　　今年，我好几次想起阿文。有一次是在成都的KTV。同事小Z唱了一曲黄舒骏的《改变1995》。他说这首歌是黄舒骏在一位朋友去世6年后写的。我一想，从2003年到如今，阿文去世也6年了，好快。这6年里这个世界有多少变化值得告诉她？

　　9月份，L从兰州来京出差，在京的同学聚了聚，我仔细一瞧，毫无例外，到场的女同学都已经结了婚。这是一种变化。现在广东顺德的C还没结婚，她和男朋友已经谈了6年恋爱。

　　6年前，C在广州为阿文的后事奔忙着。我记得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抢在太平间的冰柜关上那一刻看了阿文一眼。C泣不成声。

　　2003年11月12日，当阿文从番禺一家工厂的7楼坠落下来后，大家并不相信警方鉴定的自杀说，而更愿意相信他杀的可能。大家找来了媒体，并很快将几千块钱汇给了在广州的C，让她去请法医进行二次尸检。C找到了中山大学医学院一名法医学专业的学生，在黑夜里摸到阿文坠楼的现场。

　　6年后，已经没有人再去考虑阿文是否是他杀的了，同学们汇集起来的阿文发的信息，让大家自责：原来我们并不那么了解自己的同学。

　　G在沈阳的家中摇着怀里的孩子边说，阿文去世前一段时间，突然连续地给她发短信，内容是和不如意的工作状况有关。“她只是自顾自地说，并不在意我怎么回复。”

　　大家的信息呈现出来的是：阿文抑郁了。这些年，我不止一次采访过因为抑郁症自杀未遂的人。阿文去世前的状态确实很符合那些特征。面对自杀者，我们放出的总是马后炮。

　　师兄十年砍柴写过一篇关于阿文的评论。他说他当初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总算走过“大学刚毕业那段长长的、幽黑的隧道”。和他一同进单位的两位毕业生则疯掉了，住进了北京安定医院。阿文没能通过那条隧道。

　　C在阿文去世之后那段时间，每天都上网到凌晨四五点钟，累得不行了才能入睡。阿文所在的工厂在番禺沙湾，C打那以后再未踏足番禺。番禺、天台、跳楼……这些字眼都会刺激到她。

　　阿文没有正经谈过恋爱，只是上大学时和心仪的男生有一点模糊的感觉。C觉得阿文太“亏”了，“她连恋爱都没真正谈过，就这样走了，人生很多东西她还没来得及尝试。如果哪天我也突然走了，也什么都没尝试怎么办？”

　　这是C当时的想法。

　　C在阿文死后不久谈恋爱了，她的男朋友就是那位中山大学医学院法医学专业的学生，当初请去给阿文做二次尸检的人。

　　“虽然也想过，如果能让这事从来没发生过，即使不认识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马上意识到这种想法很傻，即使我宁愿不认识他，也不会导致历史改写，阿文复生。”C跟我说。

　　C在QQ上发了几首她喜欢的日本大正时代童谣诗人金子美铃的诗给我。其中有一首《积雪》：

　　上层的雪/很冷吧/冰冷的月亮照着它。/下层的雪/很重吧/上百的人压着它。/中间的雪/很孤单吧/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

　　这首诗说的像是阿文，更像是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真实的世界，多年前我们大致懂一些，但并不愿意相信。

　　毕业的时候，许多同学乘同一列火车南下，车厢里的面孔大都心事重重。我趴在车厢里的小桌子上，半夜里醒来，有一位同学没睡，看着我，说他心里很难受。我也难受起来。

　　阿文也在那列火车上。火车穿过城市和村庄，在炎夏的长风里一路狂奔。阿文在2003年的站台下了车，化为一缕青烟，飘往更远的南方，那里没有积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