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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春德:用影像记录台湾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1日13:59  新世纪周刊

  台湾摄影家谢春德从16岁开始用镜头搜索他的家乡,

  在近半个世纪的拍摄中,他记录下台湾社会的变迁

  ■本刊记者/杨东晓 (发自台北 北京)

  谢春德一间新的工作室不久前在台北敦化北路开业了。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段,对面就是与大陆直航的台北松山机场,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不禁让人想到他20多年来在两岸间频繁的行走。就在开业的那天晚上,他对本刊记者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到北京去,我们还可以在北京见面。

  自从1988年两岸开放探亲以来,谢春德已经无数次来往在两岸间。不仅如此,谢春德是如此地喜欢游走,他的《无境漂流》就是内心与现实中游走的写照。

  辍学去拍照

  1949年谢春德出生于台中,这一年对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谢春德的父母是农民,因为在日据时期长大,他的父亲受的是日本教育、当过日据时期的军人,因为父亲自己是在严厉的日式教育下成长的,所以对孩子们的教育也非常严格,他要求孩子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认真,不要放弃。

  可是谢春德还是很早就放弃了学校教育,高中只念一个学期就离开了学校,到工厂做工,为的是能自己挣钱买画布等油画工具。这使他的父亲很生气,尽管谢春德幼稚园时期,父亲就给他买画笔,使他从小就树立了当画家的志愿。但是考虑到画家很可能养不活自己,父亲还是对这一理想坚决反对。在幼稚园时,也是由于不想做功课,老师就因才施教地派给谢春德一些班级任务来做,可以作为不做功课的交换,那就是画墙报。他可以任由自己的想象力,把班里的墙报装扮起来。

  辍学后的谢春德在台中邮局帮人看脚踏车,每天观察人进人出。当时邮局里可以分期付款买照相机,他就买了一部照相机,当时还不是为学摄影,只是把自己喜欢的景致先拍下来,然后洗出来做素描的素材。可他很快就爱上摄影,不过那时还很难买到摄影技巧方面的书籍,他就开始自己摸索着拍,这种摸索包括,把自己要拍的内容先规划出来,再找模特执行。

  1965年谢春德16岁,他的家乡台中县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建改造,拓宽公路、建各种基础文化设施,谢春德的家就在拆迁改造的区划里。现在的台中美术馆就征用了当年他家老房子的土地。这次土地征用,给谢春德家一笔很大的补偿。他就借这个机会,让父亲为他添置了当时最先进的摄影设备,他的第一只莱卡相机就是那个时候买的。

  当时谢春德背着莱卡相机在街走,别人都会说你看他身上背着几套房子哦。相机是最高档的,但还是不能随意拍摄,因为胶片是个吃钱的大户。为了节省胶片,谢春德养成了一个习惯,把想拍的画面先画下来,画面上的要素齐全了,他才摁快门。

  60年代末存在主义的突围

  19岁的谢春德,向往着文化生活发达的台北,1960年代末他开始步入台北的生活。当时由于美军驻扎台北的缘故,台北的摇滚乐很发达,年轻人经常在中山堂办摇滚乐大赛,很多重要的前卫演出都在中山堂举办,“那时的文化生活比现在还要活跃,文学戏剧每上演一部都会很轰动,文学和艺术,现代派的绘画会呀都很活跃。”“但是”,谢春德的话峰一转,“当时还会有政治的压迫,一些年轻人就这样被抓走”。谢春德没有被抓走过,然而他19岁那年第一次摄影展刚开幕,就来了三个不同机构的人,警告他不要再办下去了,还要没收他的作品,这些人都属于情治机构,都说你的作品有问题,他们说出的单位名称令谢春德听不懂,也不给看证件,但绝对不是警察局,也不是文化机构。

  “我当时拍的还是蛮前卫的”,谢春德告诉《新世纪周刊》,“我拍人被关起来了,两只脚从窗子里钻出来。这些画面都是我安排的。那时候在汽车上遇到一个人,我就努力说服他拍照,拍存在主义。我带他到河床上,给他带上枷锁,身上涂成黄色的,拍来拍去。人家就会愿意配合我。好几个人都是这样说服的。”在1968年左右,谢春德还拍出了把人关在笼子里、关在栅栏后面的作品,为了创作,性格内向的谢春德说服别人时,信心特别强。但他认为自己当时还没有反对白色恐怖的想法,也没有那个意识,只是想表现内心要突围的感觉。

  70年代初金门前线经历

  拍完存在主义的那些创作后,谢春德到了服役的年龄,在部队里,他被分到宣传部门的照相组。

  在照相组里有过几次拍枪毙人的经历。谢春德现在回想起来,认为对他的影响是蛮大的。

  上级要枪毙人了派他去,并要求一定要拍了照片回来。他当时是真的不敢去。但军法处决时指定要他去,不去不行。

  1970年代初期的金门前线气氛沉闷,“就在那么一个小岛上,士兵们精神紧张、抑郁、苦闷,有些人精神就崩溃了。那是前线嘛,所以只要杀了人就要被枪毙”,谢春德说还有一个人杀过七八个人,然后自杀,场面就像是战场。他拍过的两个人,都是杀了自己的长官或同事的。

  那两名被执行枪决的人,在刑场上表现截然不同。

  “我讲两个拍枪毙的事给你听”,转眼间已经从台北飞到北京的谢春德,坐在北京西北一处幽深的院落,回忆起他40年前两次特殊的拍摄任务:

  “有一个人,他认为他是老大——他的身上都是刺青。他认为家里一定会为他解决,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会死。但他还是被判了死刑,而且真的要执行枪决了。临刑那天五花大绑,让他交待遗嘱、吃蛋啊,但他什么都没办法吃了,你有没有看过在《黑暗中漫舞》?他整个腿就是那样的,都软了。驾驾驾到刑场中间,长官就在趁解除他痛苦让他跪下时,在他背后‘啪’的一枪。”

  “还有一个是农家子弟,他知道一命抵一命,所以他在心中已经死了,他准备受死。他就很从容。那天我们部队同事跟我说:‘他坐在你面前时,你不能让他看到你的名牌’——谢春德用手比划了一下左前胸——‘你不能被他看到名牌,他会记住你的名字,把你名字记住,带你进地狱。’我就怕呀,又不好意思在一个将死的人前用手遮住名牌,这怎么才好?那位要被执行枪决的农家子还在交待他的同事,他借了谁的东西,要同事帮他还给人家。我就想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受死前怎么还能跟人说,借过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请不要忘了,要还给他。我想这可真是哲学家了不起,死的时候还能这样平静地讲这些话。”

  谢春德的语速从回忆的急促中一下子放缓,一脸凝重地说:“因为他很从容!我才了解人们对生死的态度真是不一样。”

  家园,乡土文化起源的年代

  22岁那年,谢春德退伍,回到家乡,但是他已经找不到家了。1971年的台中县,旧城改造以后,谢春德家的老屋子成了台中美术馆,他既没办法回到老屋,新家又找不到该从哪道街才能进去,当时到处都在盖房子。退伍时找不到家门的感伤,使他下决心很快就又回到台北。

  看着到处都是建筑工地的故乡,谢春德第一个感觉就是既然找不到家了,我就不回去了。年轻时的谢春德一直不喜欢家乡,“它太落后了,我很不屑,一直想要到台北跑、一定要追求现代的。”但慢慢地他就想家了,想以前家乡的样子,乡愁带着他开始拍乡土的东西。当时整个台湾正在开始乡土文学运动,不过暂时和谢春德的乡土作品还没有关系。

  但是国民政府不允许拍这类作品,一方面,国民党认为乡愁这种东西容易和大陆的“工农兵”搭上关系;另一个方面是,台湾的年轻人整天都被教育反攻大陆,所有的对家乡的认同都是大陆,怎么能拍这里的乡间呢?但谢春德还是天天去拍台湾中南部的乡村,这种拍摄经常会被人认为是“思想有问题”。

  谢春德通常会在拍摄时被人拉去做这样的笔录:你为什么拍那么落后的地方?每个审问者都会问,你有什么动机?“好像你是匪谍,你的思想有问题,你要拍给谁看,我们都被抓去做笔录。”但是在乡间拍摄也有令人愉快和感动的时刻。每次坐长途汽车到乡下,最后都要“走路、走路、走路,靠走路才能走到的地方,老阿公老阿妈都以为我是公家的人,是来收水费的,你哪里来的?警察碰到外地来的很紧张,因为如果是公家派来的就是来收钱的。”

  当这些山地部落的老人们发现他不是公家的人,不是来收钱的,都会很热情地请到自己家,请吃茶吃午餐。每次送他走时,村子里所有人一起来送行,“一路走到村口,他们都是送送送,唱着歌送很远。非常单纯的人,我都不敢回头,一回头就要掉眼泪,你知道吗?”近40年的场景,还是谢春德心中一处湿润的地带。

  到了台湾“文建会”想保留台湾的名胜古迹的时候,谢春德已经拍了300多处古迹了。他是台湾最早关注古迹和古代民居的人,这些包括寺庙、石碑在内的古迹现在都不见了,但是一些新建建筑中,谢春德一眼就能看出,这个风格是从哪一处古迹中模仿而来的。谢春德对传统建筑的谙熟,体现在他举的例子中:“中国的风水学本质上不是迷信,一个院落中,早晨阳光从哪里射来?就像恭王府的窗子,一早就可以让阳光晒进来,晒得热哄哄的,这不是为了避邪,是出于健康和科学,出于人的舒服来的。”

  拍乡土拍到了28岁,谢春德的企划开始做大,他创办了具有影响力的《现代摄影》,可惜刚出到第三期,父亲中风了,他卖掉所有设备,只留了一只照相机回到台中侍奉父亲,跟他一同回台中的,还有一百卷底片。

  这一时期,他计划用图文来记录台湾,于是,就有了长达15年的记录——台湾1973年至1988年的《家园》。《家园》中的每一幅照片的标题,都只有年份,从1973 年到1988年。一幅红红绿绿的印花床单上,龙凤图案散发着大陆1970年代同样具有的乡土气息;在1980年代,一位新娘身上穿着婚嫁最时尚的礼服,粉红色化纤面料的婚纱。这些都是属于早已流逝年代的记忆,也是属于一代人的家园印象。

  同期进行的使命

  谢春德从来不会在同一时期只做一件事情,在拍《家园》的时候,谢春德还拍摄时尚照片。他的时尚不是为了把人拍“美”,还是像家园时期一样反映时代。比如在他的画面中,前面走着一个很时髦的人,后面就是一个老妇人带着个孩子在街上做背景,形成一对对比。

  这一时期他还拍摄人像,并把这种过程当成对自己人格的训练。谢春德内向的性格在服役那三年曾经有所改善,那时因为被迫去当康乐股长,所以要会讲笑话、会编剧、会教土风舞,这些要求把他变成一名性格开朗、善于与人交流的青年。但退伍后的生活又将他重新封闭起来。

  他要给某个名人拍摄前,心里总是要先挣扎一阵子,不敢给人家打电话约时间。一旦电话打通,对方约他下周去拍,他都会先兴奋上几天,但到了约定的日期,就又紧张起来,希望对方来电话说拍摄取消了。不过,这种紧张一到现场就会被忘掉,于是他认准这是对自己最好的训练。就定期约人拍摄,将自己从封闭中带领出去。

  在讲述这段拍摄经历时,谢春德的声音突然压低下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所有公众人物、所有大家公认最漂亮的人,当灯光打开时,他们的信心都荡然无存!”信心是如此之美,当发现了信心之美后,“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拍摄对象把信心找回来。我有一种特质,我看人第一眼很重要。最打动我的那一刻,那一刹那,我会把他记下来,就像把它拍下来了。拍照的过程是我把记忆中的那一刻再捕捉到。拍人像就像个导演,要协助他们把他的那一刻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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