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幅作品都是内心，无论作品还是做事，都是尊重内心的声音

　　■本刊记者/杨东晓 (发自台北 北京)

　　走在台北敦化北路交汇民权东路的街道上，就能看到谢春德的工作室中，墙上一张宽幅的摄影作品，蓝天绿地，所有的人物都留给观众一个背影，他们向同一个方向走去。他们走向的地方，可能是纳达幕大会，也可能是内蒙古的一个大集。这是谢春德《天火》中的收官之作。谢春德对大陆的认识不限于对广袤原野的拍摄，他还很有兴趣地问道：“大陆年轻人对昆曲《牡丹亭》看法如何？那也是我拍的，青春版都是年轻演员，要鼓励。”

　　《天火》中的作品，他在工作室也只展出了这一幅。他本人很喜欢画面中每个人都向前走的步伐，“歌里面唱，你大胆地向前走，是不是？”——谢春德对大陆的了解可见一斑。

　　盘旋的楼梯下面，又是一个宽大的空间，这里不仅有他的各种数字时代的影像设备、一个可供放影像的空间，还存有他部分以往作品，比如剧本、摄影集、录像带等，打开这些方方的实体，谢春德展现出真实的内心挣扎，“三重”、“漂流”，都是灵魂对家园的寻找。

　　三重的三个角度

　　三重市是台北县的一个县辖市，这个以中南部移民居多的城市现在是台北市的卫星城。1980年代后，谢春德来到这里，开始了对三重的关注，这场连续二十多年的关注，到明年春天才能刹青。

　　刚来到台北时，谢春德发现板桥、三重这些地名，似乎与台北没有关系，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人们会说我是嘉义人、是彰化人。“你问他哪里人，没人说自己是三重人，为什么？那么臭，才不说自己是三重人。”而三重却是他们的家乡。摆在谢春德面前的，是他本人在台北生活的时间比在台中家乡还要长，但自己对家乡到底了解多少？对自己的家乡又认同多少？

　　人家住在三重都不认同这里，为什么？那时的三重，出了楼梯口就没有人管了，垃圾和垃圾桶任意摆放，没有人管理自己住宅周围的环境，“因为你不想做这里人，你不认同这里，所以都没有人管。你不为这里付出，这里怎么可能认同它呢？别人怎么可能认同你呢？大家怎么可以相互认同呢？”

　　谢春德这一关于三重的思考，引发了他对于三重长达二十多年的拍摄计划。他认为这种创作也是对自己内心摸索的过程。这些题材也与谢春德的同龄人们有关，也与这几十年来的台湾社会进程有关。

　　三重凸显的问题，也是台湾当年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公害。环保问题在台湾到来的更早一点。1988年，台湾省中华摄影学会组团赴中国大陆访问，并在北京举行台湾作品展览。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杨绍明请谢春德演讲，谢春德就在这次演讲中提到了环境污染这一公害，“那时大陆以为台湾很发达，我就拿这些照片给大家看，我说中国大陆很快会发达起来，也会遇到这些公害，但是当时听演讲的文化人士都觉得这些离中国还很遥远，但很快它就来了。”

　　而三重，就像个舞台一样，上演着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这正是谢春德要表现的。三重之所以拍得慢，一个原因在于，都是设计后的拍摄，他需要场地、布景、模特、道具，通过设置和装置达到他的目的，而摄影仅仅是个工具。这所有的需要，归根结底都是资金支持。所以很久才完成一张，至今这项拍摄已经进行了22年之久，“每一次拍摄都是我最难面对的，像进行一场仪式一样，做完都不想讲话，都不想面对他们，你知道这个冲突有多大。”

　　拍摄三重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拍摄这种进程中被忽视、被盖子捂着的阴暗部分，当然到了1980年代，再去碰触黑暗，已经没人再约束他了，但也有关心者会问：你为什么拍那么黑暗的东西？

　　“《三重》是透过周围的环境来看自己，看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对这个世界，你到底了解多少，这是对生命的探索，我就是想表达这个议题。”为了表达这种探索，谢春德发表了他的数字多媒体作品《洞穴》。

　　《三重》准备在2010年全部完工，从1987年到2010年，用了漫长的23年时间。《洞穴》和《天火》都是三重的延续，只是形式改变了。三重是个双关语，一方面是观察问题的三个不同的角度，但它本身又是从地域名称发展来的。

　　拍了22年后，三重当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谢春德的心结自己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他希望引起社会关注并由社会自己解决。

　　每个人都在拍内心

　　如果说《家园》是一个以时间为线索的纵深向发展作品，那么《无境漂流》则是以空间为舞台的创作。在谢春德台北的工作室里，记录1975～2002年这一历史时期的《无境漂流》时时被人从书架上拿下来查阅。这本图册的前言是他自己写的，文字很柔软，早上刷牙时仰头漱口，腿被裤袋里的东西扎痛了，一摸，是那串家门钥匙。随身带钥匙是自己几十年来唯一养成的好习惯，无论漂流到多远还是要回来，钥匙就像一个符号，也是对流离失所的恐惧。

　　谢春德说《无境漂流》只是他自己想做个的一个实验，在技术上解决这样的问题：用PS做图、表达出镜像流动的体验，这些最终都靠数字化来解决。

　　事实上，谢春德漂流过很多地方，每次他都想，移民吧，不再回台北了，但是每次出发又都回到了原点，家就是走不出去的地方，每个人都要离开它，都又要回来。但是迁徙和漂流同样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他讲了一个当年偷渡客的故事。当海关人员问偷渡者你为什么偷渡时，那人回答说“我只是比你们晚来到”。人类迁徙、找寻更好的地方，每个人都是漂流到“这里”来的。

　　在大陆，谢春德同样跑过很多地方，从1988年拍《梦回唐朝》开始，从拍当年的王靖文开始，他就开始忙碌地奔跑在大陆的土地上。进入21世纪开始创作的《天火》中，大部分图片就是在大陆拍摄的。

　　尽管拍遍世界，但谢春德认为，他始终在拍自己的内心，每个摄影家都在拍主观的东西，“人有喜有乐，怎么可能会是客观呢？台湾有些媒体电视喜欢说‘本言论不代表本刊本电视台观点’，不代表你代表什么，你都播出了怎么不代表你呢？不是你的你拍他干么？很奇怪！那你是什么？不代表你，你是街头一个摄影机好了。为什么选这里不选那里，这就是主观。”谢春德说：“你站在这里看是一个角度，站那里又是一个角度，各说各的问题，加起来才是现场，每个人只是一个角度而已。我们不过是用自己站的这个角度来表达内心。”

　　倒扁艺术家

　　谢春德作品《无境漂流》中，记录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到世纪末，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的场面，他说自己年轻时支持反对专治争取民主的“反对运动”，就是希望在那个封闭挫折的社会环境中，看到不一样的未来，于是才冒着被警告的危险，站出来和不公平的社会对抗。

　　他不仅记录下民众反对李登辉的运动，还从1996年始为陈水扁竞选拍片造势。在他富有梦想的青年时代，站出来和不公平的社会对抗过，到了58岁那年，再一次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次是倒扁。

　　2000年，陈水扁和他的民进党结束了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谢春德曾任陈水扁御用摄影师。但是几年后，失望的谢春德再一次站了出来，仍然是为反对社会的不公平。

　　谢春德在2006年成为倒扁的指标性人物，他说自己年轻时有很多梦想，站出来反对旧时代的体制，是为了能有一个良好的空间，但是后来的陈水扁已经变了，陈水扁就必须下台。他说，事实摆在眼前，在台湾生活的人一直感到痛苦，感觉甚至比以前更令人窒息，一定是哪里出错了！

　　在2006年8月15日的“百万人倒扁行动”中，谢春德最受瞩目，这自然与他曾为“御用摄影师”的身份有关。谢春德讲到那天的情景，他在台上高声朗读自己的诗作《爱国者》，而台下群众没一个人能听进去，全部在喊“阿扁下台！阿扁下台！”“他们全在喊阿扁下台，没有人听我的诗，好伤心。我最喜欢秘鲁诗人聂鲁达的诗，每次念他的诗都掉眼泪，这次我自己写了首诗，却没有人听。”左边理成了短发，右边长发垂肩的谢春德，说起诗作被淹没在声潮中，显得很伤心。

　　一个月后的9月16日，又一轮的倒扁活动上，台风带来的雨水，并没有驱散静坐的人群。谢春德用外衣包裹住摄影机，把静坐活动拍成了纪录片，当时他还是一头长发，湿淋淋的头发往红色T恤衫上滴着水，而他已把历史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