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我的人品，我的作为，我的人生

　　对于因为一本书而遭遇的巨大质疑，80岁的何振梁的回应是：能证明我的只有我自己——以我的人品，和我的作为。

　　文︱本刊记者 陈艳涛 鄂璠

　　到2009年12月底，这位叫何振梁的老人整整80岁。

　　漫长的50多年时间里，何振梁的人生始终与中国的体育事业联系在一起，期间，他收获了无数堪称辉煌的成就：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两次北京申奥投票中方陈述人。

　　在很多人眼中，他站在北京申奥成败的分水岭上，是一个无法忘记的标志性人物，外国一家体育刊物曾将他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十大体育领导人之一。

　　但2009年的这个冬天，对于何振梁来说很不平静。10月，他赴哥本哈根参加第13次奥林匹克代表大会，并做了两个发言，“我特别强调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应该是沟通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一个桥梁，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类型的国家。”何振梁说，他讲这些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祖国申办、举办奥运会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对于何振梁的讲话，英国的安妮公主给与了高度的评价。

　　不管是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还是前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终身荣誉主席萨马兰奇，在评价何振梁将近半个世纪的“体育人生”时，都毫无例外地重重强调“国家”二字。“你始终不渝地以你的激情和经验，为你的国家和奥林匹克运动服务。”

　　从丹麦的哥本哈根回国后，何振梁万万没有想到，一下飞机，就是一场意外。在北京首都机场，迎面上来的记者问他：那本名叫《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的书提到，他 “不听招呼”，没有支持罗格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而把票投给了韩国的金云龙，对此，他有什么看法？

　　对此一无所知的何振梁最初的反应是笑问记者：“你信吗？”但此后事态的发展让他无法继续轻松潇洒了。

　　英国《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报道说中国前体育部长著书披露，他们为了申奥成功跟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搞“秘密交易”，一些外国媒体甚至开始诋毁国际奥委会。在国内，网上和各种媒体里，人们都在热议这一事件，甚至有网民斥责何振梁是“卖国贼”、“叛徒”。在全运会期间，何振梁选择了沉默地“忍”，“我不愿意在全国第十一届全运会期间，把全国人民对体育的重视和对全运会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上面。”

　　全运会结束后，何振梁才对部分媒体作了回应。“那个所谓‘联署’之说，于情于理完全是为了减少对北京申奥的阻力；于组织手续来说，是经过奥申委最高领导集体议定的。”接受《小康》专访时，他说他不能理解的是，在他去年出版的申奥日记中这些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了解此事全过程的人会拿此事做文章，给他莫须有的指责。

　　时过境迁，加上国际奥委会的有关表决条例，当年的票决早已在当时就已销毁。就是说，在这世间，那个投票的瞬间，再不会有任何记录和痕迹。“能证明我投罗格票的只有我自己——我的人品，和我的作为。”

　　他对《小康》记者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我再不会就此事做出回应。”“我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所做的一切，既符合情理，又合乎组织需要。”

　　再过一个多月，是何振梁80岁的生日，站在这个让人有点尴尬和感慨的时刻，回顾他50多年的工作历程，让何振梁铭记终生的教训，是在1955年，年轻的他陪同中国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去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在表明我方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个原则时，他犹豫了。“苏联当时不要我们发言，说发言会冒着被国际奥委会开除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第一次去参加会议的何振梁，想“多听听老大哥的意见。他们比我们熟悉。”等他意识到应该发言的时候，机会稍纵即逝，会议结束了。

　　后来周恩来总理对此批示说：我们对国家的立场沟通的不够，说明的不够，故有此失。“故有此失”这四个字，让何振梁记住了一辈子。

　　从1981年进入国际奥委会到今天，28个年头过去，“我可以讲，对党也好、对人民也好，何振梁没有再犯过这方面的错。”——这一番话，肯定不仅仅是何振梁对于袁伟民事件的干脆回应，也是他站在80岁头上，对自己人生和职业生涯的回应。

　　对话何振梁：我没辜负人民的期待

　　《小康》vs 何振梁

　　《小康》：10月份，您在丹麦开会的时候，受到了很高的国际评价，而当您回国，下了飞机便有记者就袁伟民书中提到的事情发问，您只是说了句“你信吗？”当时是不是有一点点无奈？

　　何振梁：任何人碰到这样的事，都会感到意外。国际奥委会对我20多年来所做的工作非常认可和肯定，赞扬的声音也很多。一回国听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反差特别大，我想，国外那么多人肯定我为奥林匹克、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怎么国内却有人写这样一本书啊！你可以不表扬我，不肯定我，对我个人的毁和誉都无所谓，但这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形象，涉及到我对国家的忠诚，涉及到我的人格，那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必须把真相告诉大家。

　　当时我也并不是感到“无奈”。因为我对自己有信心。只是无法理解写那样的书，其动机何在？

　　《小康》：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袁伟民与体坛风云》那本书说您没有维护国家的利益，执意要和金云龙联署，差点对北京申奥造成负面影响。

　　何振梁：关于这个问题，前面我已经说清楚了，不想再重复。那本书还暗示我得到了金云龙的好处，我一听都笑了，这值得一驳吗？上世纪八十年代奥运会申办正热的时候，有的申办城市在底下做小动作。盐湖城丑闻揭发后，国际奥委会里有的委员因为接受好处后被开除，被警告的也有八九个，包括金云龙都受到了严重的警告，而我，中国的何振梁却是国外媒体公认的国际奥委会里七个不可收买的委员之一。

　　在国际奥委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上百个不同国家的委员坐在下面，媒体都在旁听。希腊委员谈到媒体渲染委员腐败的问题时说，“你们为什么不多宣传宣传何振梁？当我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中国的何先生来考察，我们要偿还给他机票费，他当场把钱退回来。说他是去开国际奥委会的会议，顺道来访希腊的。国际奥委会已支付了机票。”后来，我去盐湖城考察，他们也要给我机票钱，我也退了回去。

　　我很高兴被称为“不可收买的人”，因为人们是这么看的：来自中国的委员何先生是不可收买的。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表扬。大家从中看到了来自中国的委员是怎么样的人，清清白白！不可收买！

　　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时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当天晚上，江主席在我国驻俄使馆会见萨马兰奇主席、4位副主席和总干事，我也参加了。国际奥委会的这些领导人对中国表示祝贺的时候，都提到了我在其中的作用。其中总干事说得最形象。他说，“从1993年以来，我亲眼看到何先生在国际奥委会里面一块砖一块砖地砌成了通向北京申奥成功的长城。”

　　我在人家心目中是这样的形象，国际上如此，国内也是如此，我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我可以向党和人民汇报的是，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培养和教育。

　　为他感到惋惜

　　《小康》：您认为维护奥林匹克精神与为自己国家做贡献、维护本国利益有矛盾吗？

　　何振梁：有什么矛盾？我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已二十九年，我处处、事事都牢记自己来自中国。去年，萨马兰奇主席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主持了中西论坛。他在讲话中说，“我30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你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我相信你们将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得益于一位中国朋友经常向我介绍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发展，这位朋友就是在座的何振梁先生。”

　　我热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作为中国人，在我们国际奥委会里面，只要有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机会，我总要让大家尽量理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在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的时候，萨马兰奇夫妇宴请挪威国王王后，把我和我夫人都请去作陪，萨马兰奇夫人用全桌都能听到的声音跟同桌的人讲，“我就是赞成中国的政策”。

　　一个这样的场合，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夫人公开讲她对中国政策的支持，可以说明我们国家的发展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在这个过程中，假如我和我的夫人能起到一点作用的话，我们就感到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养育之恩了。

　　《小康》：袁伟民的书出来后，大家都很关心的是，您与他的矛盾在哪里？

　　何振梁：我并没有感到什么矛盾。至于在工作中有过一些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但没有个人矛盾。现在我只是为他感到惋惜。他是一位为国家的体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党和国家也曾委他以重任。如果他对我有看法，什么时候批评都可以，何必在这个时候出这样的书呢？党内有的是机会可以展开批评、自我批评，彼此沟通思想、取得共识、加强团结，是不是更好呢？现在他采取这样的方式，在国内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伤害了一些同志，也伤害了自己，我真的为他感到惋惜。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以后也不会再回应了。只是建议大家考虑一下，怎么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一是要有相应的制度和规定。作为一名有55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呼吁，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更好地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

　　何振梁：对于几个争议问题的回应

　　对《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与《申奥六鳞》两个作品中涉及到的争议问题，何振梁一一回应

　　两年前的一篇文章《申奥六鳞》，并没有引起大范围的震动，作者只是暗示国际奥委会资深中国委员何振梁不该享有“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只是“由于宣传走偏，人们都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一”。

　　不久前出版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这部书却搅起了更大的波澜，因为书中的大量信息不仅再次将矛头指向这位“资深中国委员”，而且引发了国际舆论。这一次，沉默了两年多的何振梁站出来了，对两个作品中涉及到的问题一一回应。

　　“什么问题都没有”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第四章“北京申奥：深层次的故事”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已经提名金云龙为主席候选人，这让北京奥申委一下子变得很尴尬。

　　书中还说，“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没有投罗格的票而投了金云龙，似乎已经不是秘密。”

　　时间回溯到8年前，国际奥委会第112次会议上，不仅要确定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还要投票选举新一届国际奥委会主席。而中国对每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候选人的支持与否、态度等，都直接关系到北京申奥的利益问题。

　　何振梁：2001年3月1日，金云龙给我打电话，让我连署提名他。国际奥委会规定，任何一个人要参加竞选，必须有5个委员联合提名，这个人才有资格竞选，但是提名、连署并不等于支持他。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必须先有提名、竞选，然后再表决，而表决的结果又是另外一回事。表决是秘密的，提名是公开的。

　　有些人不太了解这个程序，没什么好责怪的，但说我投了金云龙的票是毫无根据的。那本书还提到了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很难说到底谁投了谁的票，可是翻过几页后又肯定地说我投了金云龙的票。

　　书中还提到，“他向人解释和宣传比较多的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不是一个国家派到国际奥委会去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派到这个国家的代表。强调委员要有‘独立性’，不受干扰。也许，这就是他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自认为可以不顾奥申委的总方针，不听招呼，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执意支持金云龙的理论依据。”

　　是否真如书中所言，何振梁在申奥过程中“不听招呼”呢？

　　何振梁：3月1号，如果我谢绝了金云龙的要求，马上会影响到他的支持者对我们北京的态度，所以第二天申奥小组领导会结束后，我请申奥的两位主要领导以及袁伟民、李志坚留下，我把金云龙要求我做他候选主席的提名连署人这个事情一讲，大家都同意让我答应金的要求。

　　仅仅补充的是什么呢？为了不引起罗格和其他人的误解，要特别对罗格有所表示，告知我对他原来的承诺不变，同时对其他几位候选人也要做好工作，稳住他们。

　　3号我和罗格通了电话，罗格说连署是很正常的，并且他还告诉我其他候选主席如果让我连署他们，我也可以连署。

　　5号我在金云龙发过来的连署他竞选主席的文件上签了名，然后经过奥申委的对外联络部门发出去，所以这件事经过了组织讨论，那还有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最后得到了56票，第二名是22票，差距这样大，完全说明我们的结果是满意的，成绩是辉煌的。如果确实像书中所说，北京申奥差点因为我而失败，那会有这样的辉煌结果吗？

　　“这值得一驳吗？”

　　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曾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的李志坚写了一篇回顾北京申奥的文章——《申奥六鳞》，发表在2007年8月29日《中国体育报》头版上，第一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合纵连横”策略的来龙去脉，文中提到：有些媒体，出于好心，喜欢定向奉送“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在我看来，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最要紧的是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处理棘手的问题，达到最好的效果。

　　何振梁：2001年2月7号，我跟萨马兰奇有一个私人间的谈话，他说，“振梁，现在奥委会主席候选人5个，最有希望的是两个人，金云龙和罗格，这两个人你主张谁？”当时没别人在场，也不像书里讲的那样天花乱坠，也没有合纵连横这些事，我就说从奥林匹克利益出发，我支持罗格，同时我明确告诉萨马兰奇，考虑到北京申奥，我不可能当着金云龙的面说我不支持你。

　　说来很巧，从萨马兰奇办公室出来，在走廊里我就遇到了罗格，我们互相打招呼后，我说刚才和萨马兰奇谈到你的问题，我们都说了你的很多好话，他当然明白了我的意思，所以他说，“谢谢你，我需要你的支持，你也已经有了我的支持。”

　　“我并没有阻挡他”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再次将笔锋集中指向“资深委员”的，是第七章“普遍法则：新老交替势不可挡”这部分中，描述的一件发生在袁伟民任期内的大事。在2003年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又将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当时，在国际奥委会中有两个中国委员，一位是1981年当选的老委员何振梁，还有一位是2000年才进入的新委员于再清。

　　书中提到，何振梁不支持于再清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

　　何振梁：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想多说。吕圣荣是以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身份去争取当国际奥委会委员，起初萨马兰奇说羽毛球联合会并不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国际组织，所以不同意。一直到1996年，我还在积极推荐她，最后，转天执委会就要讨论名单了，我手写了封信给萨马兰奇，希望他明天讨论的时候，把吕圣荣的名字放进去，我又跟萨马兰奇谈了一次，我说你不是说要增加女委员吗？吕圣荣是女的。你不是希望国际马术联合会的主席也当选吗？你把吕圣荣加上，她们都是女性，不仅增加了女委员的比例，也使中国人感到很高兴，还不会让大家说你只考虑西班牙人。

　　他一听，觉得有道理。第二天就把吕圣荣列进去了。

　　体育总局告诉我他们准备推荐于再清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我也完全赞成，但是国际奥委会那一关没过，于是我又跟他们讲道理。讲于再清的人品好，讲他的工作很出色等等。

　　我和于再清关系很好，我很欣赏他，他确实很有朝气，很有能力，学习很刻苦。2002年11月我去墨西哥开会的时候，就和罗格说过，明年我的任期满了，将不竞选副主席，而推荐于再清竞选执委，希望他支持。

　　没想到罗格说，他已经收到袁伟民的来信，并且告诉过袁伟民，于再清刚当委员不久，其他委员对他还不了解，他参选是有风险的。这个时侯我才知道袁伟民给罗格写信的事情，这在国际上是违反“游戏规则”的，不久后德国一个体育刊物果然登了一篇文章，说委员们说由中国政府来干预我们的执委选举是不能允许的。其实如果那时我们内部团结一致，是可以消除这个问题的。

　　后来，有人说是我拿洋人的话来否决我们国内的决定，还在会上点了我的名，那天我头晕得天旋地转，急救车把我送到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又到青岛去休养了一个月，才缓过劲来。我知道于再清竞选我必须得去，我跟医生讲我要去，医生说，“你这个情况怎么能去啊？”那次于再清可惜落选了，他们又说是我一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