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上海的中山印痕

　　上海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舞台，只要有勇气登台，是角儿都会闪亮的。

　　撰稿·张晓春

　　11月18日上午10点，位于中山市富有南洋风情的中山西路上的商业文化博物馆显得分外热闹，2009年“孙中山文化周”中一项重要的活动“中山人在上海”在这里举行开幕仪式。

　　中山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珠江口的西岸，北连广州，毗邻港澳。许多上海人最初对中山的了解是通过两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一位是南宋诗人文天祥，另一位就是孙中山。中山是全国唯一以伟人命名的城市。

　　最近，又有一位历史上的中山名人进入上海人的视野，他就是第一个提出要在上海办世界博览会的近代商业思想家郑观应。

　　但是“中山人在上海”的活动并不是仅仅为了想起他们。它置于上海世博会的背景下，以中山人与世博会的关系为起点，寻找近代以来中山人在上海的拓展痕迹，其深沉内涵用开幕式上中山市领导的话说，就是要挖掘中山的人文资源，提振近代以来中山人敢为天下先的文化精神。

　　这个活动对于上海的意义是什么呢？

　　钱钟书先生曾经如此表述：在中国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是“三个半人”——“一个湖南人”、“一个广东人”、“半个山东人”和“一个江浙人”。“广东人”闹革命闯天下，“湖南人”打天下，“江浙人”经营资本支撑天下、“山东人”制定典章制度安天下。上海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在上海留下过一鳞半爪的人难以胜数。钱先生所指的“三个半人”中，“江浙人”与“广东人”是近代以来在上海的活跃分子。寻觅“中山人在上海”的历史脚印，重温那些曾经鲜明如今已然模糊的形象，近代上海思想变革、商业拓展和文化繁荣的拼图变得生动起来，它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上海作为中国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云际会的舞台，举办世博会体现了它存在的意义。

　　睁眼看世界

　　“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预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返，声闻不隔。”这段来自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的代表作《盛世危言》“赛会”篇中的文字，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主张中国举办世博会的实例，随着上海世博会开幕的临近，被越来越多中国人所知晓。

　　郑观应祖籍是香山三乡雍陌村(今中山市三乡镇)。从历史和现实看，香山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它集中体现了岭南文化中粤、闽和客家三大民系的文化特征。香山人在上海的活动痕迹，也是上海乃至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步入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58年，香山人郑观应到上海学习经商，先受雇于英商宝顺洋行任买办，后在英商经营轮船公司任董事。1874年任英商太古洋行买办、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并开设恒古钱庄。1879年捐买功名，授乡卿衔二品顶戴。1880年被李鸿章委任为上海电报局、上海机械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总办，参加洋务运动。在这一过程中，郑观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维新思想，主张变革以御外侮，办学校以育人才，著有《救进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记》等，其中以《盛世危言》影响最大。此著呼吁国人要向西方学习，推行改革方案。

　　“赛会”集中反映了郑观应对世博会的理解。他不仅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提出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合理性，还从历次世博会举办的内容、组织形式、占地面积、资金运作、展示筹备等各个方面加以考察，提出“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的四大策略，其中一策就是“设博览会以利百工”。

　　郑观应作为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之一，他的行踪从香山到上海，身份从士绅到商人、洋行买办，再到官僚买办，直至创办自己的实业，走出了一条半殖民地中国人从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个人奋斗之路，像他这样在通商口岸做买办而发达的人，近代香山有很多。在19世纪，“香山人”几乎与“买办”同义，香山也被称为“买办的故乡” 。尤其是刚刚开埠的上海，在与外贸经营有关的领域，像洋行、商号、钱庄等，香山人均占有有利的地位，连一些与洋人经常打交道的官衙和私人企业，也是如此。其中较著名的就有曾制定中外汇捕章程、署上海知县的叶廷眷；与容闳同赴美国留学，后在上海掌教同文馆、同王韬合办中华印务局、筹组东华医院的黄胜；曾任上海海关总翻译、英商怡和洋行总买办、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在上海创办多家民族企业、担任过开平矿务局和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徐润；以及在李鸿章、袁世凯属下在上海办洋务的唐绍仪、在上海成立专门经销英美洋烟机构永泰栈的郑伯昭等。

　　在这样一些以操办洋务和商业活动起家而后又在大上海博得声名的人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和他的死对头、曾勾结英法美对小刀会实施镇压的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吴建彰。他们两人都是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刘丽川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加入天地会从事反清活动，道光二十九年定居上海前，曾做过英语通事和商场经纪人。吴建彰是清末的大买办，初为广州十三行“同顺行”商人，鸦片战争后捐资得道员衔，在上海当花旗昌洋行买办。他们都从中山(香山)一地出发，最终对决于上海，以敌对的两方，被载入历史。

　　当然，作为参与近代社会变革的香山人，孙中山无疑是其中最伟大者。中山古时候称香山，公元1152年南宋设立香山县。1866年11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生在香山翠亨村，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香山更名为中山，以纪念孙中山先生。

　　上海除了有中山路、逸仙路以外，还有一条香山路，香山路的一头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故居。 1918-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此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这位伟人用他的足迹和重大社会活动，为上海留下了三条与他相关的路。

　　大胆闯世界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工作领导小组和上海图书馆经过资料发掘和考证确认，中国人早在1851年就已经参与了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这第一个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之前都说是上海人徐荣村，但如果要更确切地说，徐荣村应该是在上海经商的中山人。

　　1851年，商人徐荣村以自己经营的12包中国特产“荣记湖丝”参加伦敦世博会，引起轰动并夺得金、银两项大奖。这一历史事实在1884年出版的《北岭徐氏宗谱》和1852年伦敦皇家协会出版的《英国伦敦第一届世博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现均藏于上海图书馆)中都有确凿的记载。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举办前夕，英国女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10多个国家发出参展邀请。但当时的中国朝野还沉浸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阴影中，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对此根本无暇理睬，而普通百姓大都害怕洋人，更不用说去参加远在万里之外异国他邦的博览会了，甚至连听都不曾听说。而当时在上海经营丝绸、茶叶生意的广东香山商人徐荣村却能够意识到此中埋藏着商机。他几经努力获得参赛资格后，亲自包了12捆湖丝(湖州产桑蚕丝)装船送到英国参展，从而开了中国人参展世博会的先河。伦敦世博会一共发三种奖牌——新发明和新技术奖、制造和手工业奖、纪念奖，“荣记湖丝”获得的是“制造和手工艺奖”。夺得大奖后，徐荣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人将奖状上的“翼飞洋人”图案描摹下来，作为以后荣记产品的商标。徐氏家族与世博会渊源不止于此。1872年，徐荣村帮助清政府送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分四批赴美的120名留学生中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詹天佑。最新发现的资料显示，中国留学生们参加了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并受到当时美国总统的正式接见。

　　徐荣村的这种经商性格，即敢于尝试、善于学习、尊重荣誉、谨慎后续、培育后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香山商人办实业的性格。在他之后，支撑起上海南京路繁华商业大半爿天的四大百货公司，又一次证明了香山人的国际商业头脑。

　　在上海南京路上，上世纪曾名噪一时的“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百货公司的建筑如今依然矗立，这些在现代高楼大厦映衬下已经显出苍老的旧建筑，当年却是开启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导航船。它们的创办人马应彪，郭乐、郭泉兄弟，蔡昌以及李敏周都是中山人，都曾在澳大利亚积累资本，然后再回国创办百货公司。他们将西方的经营理念和方法带到自己的百货行业中，经营多有创新与特色。比如，先施公司引入环球百货理念，永安公司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模特队，并且创办了企业生活类杂志《永安月刊》来引导消费者，大新公司成为当时营业场地与营业额最大的百货公司，而新新公司综合了先施和永安两大公司之长，集百货、餐饮、游乐于一统。它自设了中国第一个私营广播台“玻璃电台”，常常举行猜谜有奖的游戏，既赚得人气，又推销了商品。当时像“彩票”、“礼券”、“摸奖”、“电台广告”、“屋顶游乐”等新名词的出现，都跟百货公司有关。这些百货公司的商业模式，一度改变了上海人的消费理念、生活方式乃至审美观念。

　　实业促文化

　　在上海留下深刻印迹的中山人不光有买办、商人、政治家和冒险家，更有许多实业家、管理官员和文化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实业，办校、办报、办出版社、办医院，成为上海近代文化事业中最脚踏实地的中坚力量。如：薛仙舟，1905年留德，辛亥革命后归国，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监理，发起成立中华实业银行，兼任复旦公学教务长，创立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同时发行《平民周刊》宣传合作主义。萧友梅，1920年留德学成后归国，得到蔡元培的帮助和支持，创立了国立上海音乐学院。王云五，自1921年经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所所长后，先后主持出版了许多种影响广泛的丛书，其中就有《万有文库》和《大学丛书》这两套被称为“丛书中丛书”的大型百科丛书。在编辑《辞源》时，王云五和高梦旦一起进行检字法的研究，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并于1928年出版了《四角号码学生字典》。至上世纪30年代，由王云五、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成为远东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徐婉珊，1905年她39岁的时候，用妆奁费在上海创办了启秀工艺女塾，自任校长，曾获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颁发的嘉禾一级勋章。

　　而中山籍人士在上海文化、体育和艺术史上留下的显赫名声更是如雷贯耳。在电影艺术领域，有演员阮玲玉、导演郑君里、摄影师黄绍芬、剧作家唐涤生、水墨动画艺术家特伟以及魔术大师兼电影演员张慧冲。在美术界，1935年在《立报》画“蜜蜂小姐”专栏的梁白波是中山人，体育方面，民国早期上海著名的棒球运动员和教练梁扶初、精武会重要成员、创始人之一的陈功哲以及卢炜昌也都是中山人。

　　从政而又在上海城市文化与教育方面有所建树的中山籍人士还有吴铁城和韦悫。前者是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市市长，任内对实施“大上海计划”颇为尽心。后者由出版家、教育家起步，担任过《译报》总经理、《上海周报》总编辑、商务印书馆编审部主任，上世纪30年代任四川路青年会中学(今浦光中学)校长期间，推行“行验教学法”改革课程设置，在当时的教育界颇有影响。解放前任上海市教育局长，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

　　如此多的中山人在上海闯荡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是上海文化历史遗产的创造者。上海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舞台，只要有勇气登台，是角儿都会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