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一代名媛郑念女士

　　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撰稿·程乃珊

　　“1980年9月20日，我告别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的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乃至楼内我办公室的窗口……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祖国……”

　　——摘自郑念《上海生死劫》

　　《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的作者郑念不是一位职业作家，她的作品只有一部，虽然此书的问世比内地文坛伤痕文学奠基人卢新华的《伤痕》要迟，但因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写作，再加上她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矫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甫问世即引起轰动。要说伤痕文学的经典，笔者首推此书。

　　1988年9月，我与母亲潘佐君女士合译的《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版发行5万册，立时销售一空，更有个体书贩必要硬搭几本过期期刊与此书一起出售。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此书没有再版。当时还有另一中文版本，或者因为同样的原因吧，此书后来也不见再版。

　　1996年，在香港，徐枫女士曾约请我写《上海生死劫》电影剧本，她已买下此书改编权，并将亲任女主角，以告别自己水银灯下的生涯。笔者交出初稿，但总也不见电影开机。    

　　籍贯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一直以来，中国人的“根”的界定，是以其籍贯为依据的，然近百年来随着交通资讯的开拓和个人居住选择权的开放，我们更以文化认知及人文价值的归宿来认定我们的“根”，所谓“上海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

　　郑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受教育，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为留英博士，双双学成回国后，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郑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即亚细亚石油公司，此为唯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系的西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郑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担任总经理助理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从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郑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虽然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是一个上海人。直至去美国后，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1980年她离开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她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满腔的中华热血、她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无私地献给她生活了37年的这座城市。她为书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为她早已认定自己的生命已与上海结成一段血缘共同体。1980年她的痛别上海，令她心中从此裂开一个很深的创口，永不会封口。她已预知不会再回来了，当时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来是因为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飞行的折腾。

　　以郑念女士的家世、经历和教育，笔者幡然悟到，她才是真正的一代上海名媛。眼下在各种标榜为上层女子时尚杂志中介绍的所谓新名媛，无非是美女加有钱丈夫或父亲及名牌堆身，充斥着暴发户的奢华，看在眼里很为那曾经掠过时间回廊并投下高贵倩影的名媛叫屈。

　　名媛就是女中贵族，她们的崛起和出现，为中国女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风格。贵族的“贵”，不在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后拥，而在不用其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原则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风范。犹如《桂河大桥》中那位英国军官，虽然沦为俘虏、虽然已衣衫褴褛，但面对敌战国军方的淫威所表现出的傲气和贵气，令人肃然！好像是福楼拜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郑念，就是这样一位名媛。

　　郑念与张爱玲

　　写到这里，忽然忆起另外一位家世显赫同样以母语以外的英文写作、同样早年离开上海在美国孤独终老的名媛——张爱玲。她们相差5岁。

　　张爱玲祖籍也不是上海，但她对上海的爱和思恋之情，我们从她后来去美国后写的或改写的几部小说中，仍强烈地感受到。与郑念一样，她的旗袍，也是托好友宋淇夫妇从香港找上海裁缝做的。两位名媛都十分西化，高傲执著，重视私人空间，但总觉得张爱玲的世界，还未走出白流苏那个连钟摆都比外面慢一个时辰的幽黯的老公馆。尽管一样喝红茶、讲流利英文、对色彩搭配都有敏锐独到的见解，但郑念比张爱玲要大气得多。张爱玲是一位末路名媛，郑念则是少数勇于走出悠闲沙龙、置身于大时代舞台聚光灯下翩然起舞的一代新名媛！

　　张爱玲最终与胡兰成诀别，最关键的是因为他的不忠，此外什么国土沦丧、民族气节，她都不予关心。去美国大半辈子，嫁了个美国丈夫，但张爱玲却似从来没融入其主流社会，按说以她的英文程度应该完全不成问题的。而郑念虽然去美时已六十有五，但她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虽然身在异邦，她也从不将自己与中国隔绝，“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来自中国的种种消息令我十分鼓舞，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空前繁荣，我感到欣慰”(《上海生死劫》跋)……

　　对热爱自己的读者，哪怕“张迷”，张爱玲的反应也是十分冷淡的。与张爱玲的避世和孤僻不同，郑念十分热烈地回应她的读者，她四处演讲与读者沟通交流，广交中西朋友。她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离开故国后，她们两人都无比思念上海，却又从此再也没回过上海，哪怕已人到香港了。或者这就是“近乡情怯”吧！张爱玲在中国文坛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郑念行文中别具国际视野的对上海城市精神的剖析，在今天众多写上海的作家中，是罕见的。

　　与张爱玲的孤凄晚景相比，郑念的晚年要优渥充实得多。她在华盛顿高尚住宅区购有二房二厅四个浴室的180平方米公寓，布置得十分有品位，满屋是书。但她与张爱玲都逃脱不了异乡终老的无奈孤独和落寞！数月前，她在浴缸里摔倒起不来，因一人独住，无人知晓。好在次日上午，她约好的一个朋友来访，按铃无人答应，特地叫来大厦管理员打开房门，郑念才被及时送入医院，但已元气大伤，医生告知她的寿命最多只有一年——这大约就是美国文化吧！她听了平静地回答：“我已经活够了，我要准备回家了！”

　　“文革”中郑念身陷囹圄，长时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以至有可能闪露出里面的内裤……在牢狱中受尽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

　　梅平之死

　　老友Y君，与郑念的独生女儿梅平青梅竹马，后终因其太高的门户，在“文革”前就理性地割舍了这段情愫。翩翩美少年现在也已七十来岁了。曾问过Y君有否后悔当年太理智斩断此情？Y君沉吟了半天，缓缓说：“如果那时我还是和她在一起，至少，我一定不会让梅平死！”

　　Y君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梅平，是在上影厂门房里，虽然母亲被关押家产查抄，但毕竟青春总会给人希望。那时梅平手里拿着一杯水灵灵的嫣红的草莓，边吃边与人聊天，神情还可以。看这样子不像数日后会从体委大楼跳楼自杀，因此Y君从来不相信梅平是自杀的定案。她告诉Y君，家里钱财全部抄光(当时她仍是电影学校学生，没有收入)，但她知道在香港汇丰银行还有户头，问Y君如何可以与银行联系，汇点钱来。这个生于海外，在暖房长大的漂亮女孩子就是这样不设防，Y君立时制止她：“你铜钿没有我帮你，但一定不可以擅自与香港联系……”梅平有无听他劝告不轻率妄动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即使没有妄动，也注定她是逃不脱这场厄运的！

　　上海电视台翻译周灵女士告诉过我，“文革”打砸抢高峰时，郑梅平在朋友都本珍陪同下曾擅自来敲周灵家门。其实她们素不相识，只是看到周灵家门口贴的大字报——周灵是在俄罗斯基辅出生，父亲是民国时代驻苏大使，母亲曾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俄语教师。“文革”中母亲被关押，天真的梅平因此认定，“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找上门来：“我一个人实在太害怕了，我们两人住在一起作伴好吗？”

　　周灵毕竟成熟多了，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只好硬着心肠回绝了她。由此可见，梅平当时是多么无助！事后周灵多次自责，如果当时将郑梅平“收留”下来，大家互相有个伴，或者梅平就可以逃过一劫吧？谁知道呢？在那人妖颠倒的时段，任何推测忖度都无济于事！

　　澳大利亚出生的梅平自小英文流利，在少年宫就开始接待外宾，还是市女子划艇队队长，弹得一手好钢琴，还被选拔进上海电影学校表演系。当她青春的身躯从市体委大楼坠下，孤凄无助犹如一片落叶，迎着对面人民公园绿丛中一抹残阳，拥抱的是她从小就走熟的人来人往的南京路。她在高空中下坠时，会不会痛呼一声“妈妈”？

　　汇聚浦江

　　1989年，笔者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女士零距离接触。那时她应已七十好几了，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与周小燕十分神似，一样是瘦削挺拔，只是郑女士更显高挑。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她请我在一家讲究的中餐馆吃饭。有趣的是，她带我走的是后门，从厨房穿进去，在一僻静的角落里，有张似是她专用的台子。她诙谐地说：“中国人就是会走后门，但美国的后门只是通厨房。”后来我才明白，这家中餐厅在当地颇出名，且客人多为华人，从前门进来怕太注目吧。当我惴惴不安向她道歉未经她同意就与母亲合作将她书译成中文并在内地出版时，她爽朗地笑起来：“这不是很好吗，让内地人也能读到我的书，我要谢谢你和你的母亲。”她在餐桌边翻看起来，马上很认真地说：“这本书就是要上海人译，比台湾人好。”我得到鼓励，老实不客气地说：“只有我们才翻得出‘一打三反’，‘深挖洞，广积粮’这些富‘文革’时代特色的名词……”她深表同意。

　　她十分健谈，讲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常利用她在各地演讲的机会，撺弄她讲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语。比如，一次，有人递纸条问她：“如果你有机会见到邓小平，但只允许你与他提一个忠告，以你的亲历，你会说什么？”

　　说到这里，郑念如小女孩样眨眨眼睛调皮地反问我：“你猜我怎么回答他？”不等我回答，她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我对他说，我会给邓小平一个忠告，那就是：No more smoking！(不要再吸烟了！)”

　　她告诉我，上海亲人已将梅平的骨灰带出来了，她要携她去夏威夷海葬。她微笑着说：“是因为太平洋通中国，海水会将她带回上海。”说到这里，她有点哽咽，她又说，她已在遗嘱中交待，自己身后骨灰同样撒入太平洋。

　　现今，母女终可在黄浦江汇合了。上海张开温暖的怀抱等着远行女儿的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