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中国改革》特约记者 张 弘

　　由沈志华教授主编，集中老中青三代俄罗斯研究者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中下三卷)把档案文献作为史实描述和判断的主要根据。在本书28个专题和个案研究中，直接利用的俄国档案馆包括总统档案馆、对外政策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国家经济档案馆、当代文献保管中心、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等，也有学者很少涉足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国防部中央档案馆、国家军事档案馆、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等。多位专家认为，本书代表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

　　不久前，《中国改革》记者就苏联的三次改革为什么失败？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成功？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模式利弊何在等问题采访了沈志华教授。

　　当下的任务是重构史识

　　《中国改革》：你为什么会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这套书？

　　沈志华：这套书是教育部的一个科研项目，当时我申请的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按说苏联史，除了俄国人以外，中国人应该研究得最好。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和苏联走过的道路太相似，你可以一件事一件事去对比。比如苏联搞公社，我们在建国八年后搞人民公社运动，那边搞大镇压，这边搞反右、镇反。那边三十年代搞大跃进，咱们1958年搞大跃进，用词都是相同的。这有它的内在逻辑关系，因为大家遵从的是一个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要走什么道路，它的榜样就是苏联。

　　《中国改革》：也就是说，同样的道路使得中国学者研究苏联有很大的便利。

　　沈志华：西方人对苏联的理解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隔膜，它们那个文化，那个政治制度跟苏联相差太远。而我们一般都能知道苏联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背后包含着什么东西，我们能看得懂，因为大家的话语语境是相同的。因此，中国学者应该对苏联史做出自己的解读。但是，苏联都解体那么长时间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做得很不够。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我们的学术指导思想，它不是注重于史实的研究，而是着急要得出一些政治结论。这其实是急不得的。你都不了解人家的历史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下什么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了解苏联历史的根据是什么？就是一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里面问题很大。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教的苏联历史有多少是真实的？全都是造假。所以，中国学界面临一个主要的任务是重建历史，首先要做史实的重构，解决完这个问题之后才能够进行理论性的思考。

　　《中国改革》：你们做史实重构的依据主要是什么？

　　沈志华：主要是苏联解体后公开的档案。现在俄国解密了大量的档案，看都看不过来。没有这些档案，你就无法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我们这套书书的一大特点，几乎都是使用苏联最新解密的档案，来重读某一个专题，某一段历史。无论是老题目还是新题目，都是建立在对新解密档案解读的基础之上。比如十月革命，老得不能再老的题目了，从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讲十月革命，大家看看“姚海”写的第一篇，你才知道原来十月革命是这样的。

　　我们很少做那种比较大的政治结论。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故事，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以史为鉴， 吸取经验教训， 是政治家的事，但我们要给政治家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否则的话他的经验教训准是歪的，这就是我们搞苏联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苏联三次改革都失败了

　　《中国改革》：中国读者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苏联共产党成立了93年之后会自行解体？

　　沈志华：苏联这么一个超级大国，成立了74年，一夜之间就突然崩溃了，这种现象确实是很少见。从历史上来看，它不像罗马帝国，时间拉得非常长，从帝国的形成到它的衰亡，你可以看出一个线索，一个脉络。而苏联昨天还是超级大国，美国人还在研究怎么到处围堵它，突然第二天这个国家就没了，这不值得研究吗？

　　苏联一直从十月革命就开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他垮台了，是不是说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走法出了什么问题。我个人理解，其实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设想的，包括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所讲的那个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实际上后来从未出现过。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改革》：苏联为什么选择这种社会主义道路？

　　沈志华：我有一个基本看法，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它的合理性，实际上就是一个封建的、传统的俄国社会怎么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问题。大家看到，当时转型比较成功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主要发生在欧洲。但是当俄国要转型，要进入现代化的时候，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恩格斯讲过，资本主义积累是怎么来的，它有很多先决条件，黑人贸易、殖民地、地理大发现等等。而等到苏联要搞现代化的时候，人家都把地理发现完了，殖民地体系都崩溃了……所以原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积累和资源，在后现代国家是不可能的，不存在的，这就导致人们去考虑另外一条道路。

　　正好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生长过程的思考后，发现了资本主义内部的问题，认为可以有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这个自然是对后来这些国家的一种启示和启发——这就是它的选择性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怎么走，因为如果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或者按照列宁设计的那样走，是走不通的。

　　原来列宁真的是想搞世界革命，你看苏联的国名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可这个国家在哪儿？没有地域概念，没有主体民主，大同世界，共产主义。它又进军波兰，又策动德国水兵起义，就想搞个欧洲的共同革命，结果全失败了，所以那条路是走不通的，就形成了后来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因为他没有经验，他没有榜样可循，他觉得怎么能够把经济发展上去，所以他搞了一些计划经济也好，专制也好……但是问题在于你已经发现了你所制造的这个模式当中的问题和症结以后，是不是应该有所改变。

　　《中国改革》：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改革。

　　沈志华：其实苏联它不是不想改，我们现在通常认为，苏联有三次改革都失败了，第一次是新经济政策，第二次，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第三次就是戈尔巴乔夫。

　　如果列宁晚去世几年，新经济政策能够走下去，它的结果就应该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咱们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体会特别深，八十年代中国遇到的所有问题，在苏联新经济政策当中都遇到了，双重价格问题，剪刀差的问题，干部腐败的问题，贫富差别问题……这方面苏联没给中国提供什么经验，为什么？因为列宁死得比较早。斯大林绞杀了新经济政策，改革没能搞下去。

　　第二次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是因为苏联党内对这个问题没认识清楚，党内的阻碍力量非常强大。二是苏联所有的改革都被指为修正主义。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导致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改革中断。其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哪一项赫鲁晓夫那会儿没有提出来过？只不过他没走到底，中国是走下去了，成功了。

　　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是病入膏肓，想调头都调不回来了。

　　政治体制改革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

　　《中国改革》：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原来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出来的。其变革跟苏联、跟中国都不一样。为什么会有它那种变化？

　　沈志华： 这得从列宁说起，因为是列宁把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分开。第三国际主要是欧洲那些国家，那些国家主要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不应当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因为已经进入了现代的国家， 应该靠民选、靠选举上台，然后靠他的施政纲领来影响群众，治理国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觉得资本主义是有问题，像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福利保障不够，所以他们上台就搞这一套。现在看起来，他们做得比较成功。

　　但是，从列宁以后的斯大林到毛泽东，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一个政治标签，内核已经换成了公有制加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怎么治理社会，保持平等等内容，换的结局就是阶级斗争不断。公有制，什么都归国家，其实就是国家所有制，你作为执政党来管理。然后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斗争的哲学。这个已经离开原来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个前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在欧洲，他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英国所做的社会研究，进而得出结论。但实际上，俄国、中国，都是在极其落后的地方来搞革命，所以，都变了味了。

　　《中国改革》： 苏联搞“ 休克疗法”，直接搬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中国搞渐进式的改革，这两种方式利弊何在？

　　沈志华：我不是研究现状的，但是搞历史的都是有这种现实关怀的。苏联的解体，就是因为原来的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不下去了。苏联是以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崩溃，原来共产党的统治消失为代价来换取了一种新的国家形态。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苏联搞了70多年，那一套搞得太彻底了，都已经成了法律、制度了，不是说它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早就看到了。列宁20年代搞新经济政策，他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么弄下去不行啊，什么取消货币，什么都收归国有，最后不行，经济根本发展不上去。所以他搞新经济政策。只不过后来斯大林上台，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把这个新经济政策给抛弃了。但是二战结束的时候，斯大林也看到这个问题了，他也想改动，但是由于冷战的爆发，造成了他不得不走上原来的老路。到50年代苏联又有一次机会，苏共二十大，新一代领导人们也看到这个问题，说原来的路走不下去啊，社会越弄越紧张，老百姓越来越穷、越来越苦，到1953年了一个人才0.4平方米的住房，成何体统啊。特别是二战结束后，一百多万苏联红军到了欧洲一看发现，原来那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比我们这个先进发达的社会主义要幸福得多，匈牙利屋里还有壁毯呢。所以苏共二十大的时候，其实是想改变原来那套发展道路的。但是种种原因，内外压力，反倒是赫鲁晓夫下台了。而波列日涅夫一上台搞的还是原来那套，结果就是越来越法律化、越来越凝固化、越来越绝对化。那么，等到80年代末的时候，这些矛盾总爆发，已经没有解决的能力了。整个组织结构板块化、凝固化，利益集团一个一个形成，中央想改动，都没可能的。所以他只能打破这个外壳，换取一种新的方式。

　　《中国改革》：中国显然没到那一步。

　　沈志华： 中国不是这样的。如果说整个体制中国是学苏联的，但其实并没有真正按照苏联那一套体制来。就说经济体制，中国哪有计划经济啊。在苏联，指标就是法律，说你今天生产100吨钢你就得生产100吨钢，生产不出来就得进监狱。中国呢？改来改去，“一五”计划你说苏联人帮着制定的、中国人不懂也就罢了。这“ 二五” 计划， 一直到5 7年“二五”计划完成的时候，计划指标都还没定呢。“三五”计划好不容易提出一个，都过一半时间了，最后还被否了。“四五”计划时开始文化大革命，全国大乱，哪里有什么经济计划。所以，中国能够改革成功，一个是历史的包袱还没有那么重， 还有就是中国的改革是在第一代领导人的指导下进行的，而列宁之后主导苏联改革的都是后来人，这个区别非常大，因为在这一制度的社会中，领袖的作用非常巨大，如果这个领袖不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不想改，任谁有什么想法都没用。中国要没有邓小平，改革也不可能成功。要不是92南巡讲话，中国的改革一样就会像新经济政策被扼杀一样，走回头路。所以，在苏联、中国这样的社会，改革是有前提条件的，领袖的作用是最关键的。

　　《中国改革》：你怎样评估双方的这种状况？

　　沈志华：首先，有一个问题是不能比的，就是资源的占有情况。就制度变革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俄罗斯已经走出了低谷，或者说正在走出低谷。苏联是一个巨变，打破了原来的一套，整个是连组织结构到国家，全都变了。所以他有一个过渡期，只要他能过去这个阶段，国家没有瓦解，我想他发展起来会很快的，再加上他的资源，我认为普京的这个20年的发展计划是可以实现的。这有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纯粹从国家利益来看，我认为俄罗斯不可小觑。再有十年肯定发展非常快。

　　中国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政治制度改革已经开始阻碍经济的发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还是能解释社会变更，也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上层建筑如果不进行改变的话，它会阻碍生产的发展、阻碍经济的发展。其实现在中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那么能不能改变，那将决定中国将来的命运了。如果能够顺利的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型、改革或者叫改变吧，它就能把更大的生产力释放出来，否则的话，就会产生社会矛盾，革命也好，社会动乱也好，都是在这种矛盾激化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