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媒体似乎正在积极探索并形成新的话语语境、传播理念、责任意识和职业自觉。

　　变革时代的媒体责任

　　——以2009年为例

　　文／魏 群

　　梳理2009年中国社会的热点事件，探求2009年中国改革的走向与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与感受是：作为推动深化改革的重要舆论力量，中国媒体在社会转型和变革中的导向与引领作用愈加明显，同时，伴随着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媒体自身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2009年，中国媒体似乎正在积极寻求形成着新的话语语境、传播理念、责任意识和职业自觉，比以往有了一份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担当。中国媒体在不断进步。

　　社会变革的“公器”

　　改革开放30年，成就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在下一个30年开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未来走向与中国的进步崛起有了更加深层的思考和期待。于是，2009，成为承载这种思考与期待的新的改革起点。

　　回望这一年， 当我们以社会热点事件和媒体报道为基础素材，梳理出2009中国十大改革关键词：保8、群体性事件、县政改革、反腐打黑、钓鱼执法、新地王、全民分红、神木医改、大学之盗、富二代，并加以认真解读分析时，我们发现，中国改革已经从单兵突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逆转地向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纵深挺进。尤其是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侵袭，中国也在应对中开始检讨快速增长的经济模式，并开始把发展的重点真正转向民生、民本、民权这些被长久忽略的根本问题。这一年，政府实施四万亿投资的一揽子计划和相继集中出台的关于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干部制度改革、政府公权约束、制度反腐、打黑等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及修订案、征求意见稿，无不凸显中国社会转型的新特点：经过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整体性、结构性的变迁与发展。

　　传媒本该是社会变革的先声和社会系统变化的晴雨表。于是，2009年，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历程，我们同样看到，中国媒体的话语语境、传播理念以及价值定位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巨大变化。粗粗浏览2009年以来中国几个主要新闻媒体所做的封面文章和标题，如《财经》的“农民工失业调查”、“楼市：V型虚实”、“公用事业重定价”、“石首的愤怒”、“真实新医改”；《中国新闻周刊》的“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成都实验”、“谁被送进精神病院？”、“‘跳桥秀’的拷问”、“通钢悲剧”、“从S A R S到甲型H 1 N 1 —— 六年大考” 、“ 重庆， 将打黑进行到‘底’”；《南风窗》的“09‘维稳’新思维”、“限薪令的背后”、“在经济危机中老去” 、“中国人本60年”等等，不难从中看出，媒体越来越从工具性的“喉舌”向社会“公器”转变；媒体的关注点和话语体系越来越贴近民生与人本语境；媒体的功能不再是主观粗暴的宣传教化，而是努力关注公众话语权，表达公众意见，为决策提供建言和参考。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媒体和政府的对立，相反，从实际情况来看，媒体已经正在成为社会改革的助推器，同时发挥着第三方监督者的作用。既不为政治“辩护”，也不为民意“发泄”，而是努力以客观、中立的职业精神和理性的姿态出现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第一时间真实的报道和传递信息，为多方声音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以求推动重大改革措施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出台与实施。从这一点来说，2009年中国媒体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

　　媒体传达的是价值观

　　在这个大变革时代，媒体话语权在被赋予社会转型重要推动力量的同时，也对媒体人的人文关怀和职业素养提出了要求：商业化的只是媒体运作，而新闻理念和职业操守必须是对人类普适价值和社会伦理基础的认同与真实表达。

　　这也使得越来越多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人认识到，一个媒体传达的，绝不止是信息和说教，媒体传达的是价值观，具体地说，是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以一本杂志(或报纸)之力，以及它背后能够凝聚的智慧，记录并为这个国家的转型过程，尤其是制度进步，提供力所能及的镜鉴和思考。

　　因此，建设性，成为2009年中国媒体的强烈共识和媒体转型的突出特征。

　　建设性，包含着多重意义。犹如一位杂志主编所说，“首先，我们认同，只要努力，我们现在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虽然充满挫折困难，但就是一种进步。而我们认同的这个国家转型的方向是：通过改良，追求建立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法治国家，这个进步已经在逐渐显现；经济上相信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我们都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追求建立一个允许多元价值取向的公民社会，认同普世的价值标准，对人的权利的尊重等等，同样我们是这个变革的受益者。认同这样的价值立场，其实，我们就依靠了中国真正的主流社会。”

　　从媒体传播的角度进行考察，建设性还表现为敢于直面新闻事件的真相，勇于挖掘和剖析真相背后的深层原因与症结，善于探求化解危机和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而不是抑或通过炒作追求轰动效应；抑或掩盖事实，回避矛盾，集体失语。记得2003年那一场蔓延全球的“非典”曾让“宣传一律化”的中国媒体陷入困境。初期，作为社会传播主渠道的媒体在制度规管下的“失语”使其在民众中的信誉和影响力几乎毁于一旦，政府的威望也随之跌入低谷，“非典”事件几乎演化成一种社会信任危机。而作为这一年的另一个典型事件，“孙志刚案”却成为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成就了中国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的经典案例。在这一事件中，媒体的引导，掀起了一场理性的公共讨论，让媒介、法律工作者、公众、政府形成了良性互动。这种“互动”终结了一部恶法，也第一次让全民感受到了公众舆论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还很有限。

　　从我们梳理出的2009年十大改革关键词所涉及到的一系列改革焦点、热点事件来看， 2009年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矛盾交织，公共突发事件迭出的年份，但是纵观2009年中国媒体的表现，却是具有很多建设性动作的，这一点仅以《中国改革》为例就可得到印证。无论是针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发表“教育改革十批判书”，呼吁“教育体制非改不可”；还是质疑“新医改百日难维新”，提出“医改成败的关键在于公立医院的体制改革创新”的建言；无论是深度推出对“政改：党政合一与党政分开”的思考，还是尖锐剖析“公共事件背后的权力生态”，提出“警惕基层权力生态恶化趋势”的警示；《中国改革》如同上面所提到的媒体一样，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的报道方面，都表现出成熟的积极与思辨。其实，媒体的建设性，就是一种忧患、一种责任、一种理性，一种对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的追求。

　　2 0 0 9 年还是一个“ 告别大师的年代”，面对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和权力渗透和商业化侵袭带来的精神危机，中国媒体在深切怀念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等一代大师之时，不忘引导社会和民众进行深刻反思，“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人才”？什么是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竭力呼唤一个民族的精神重建。无疑，“社会守望”也成为媒体建设性的题中应有之意。

　　迎接“后传媒时代”

　　2009年，同样被很多人看成是“后传媒时代”的元年。这一年，一个新名词——“麦克风时代”迅速蹿红互联网，并得到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大官方媒体的公开倡导。《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如何面对麦克风时代的来临，成为媒体和政府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由于全民表达时代的到来，新闻报道成为一种‘通用技能’的时候，专业媒体所拥有的记者在接近事实的便捷性方面远远不及‘无处不在’的普通公民，媒体的角色与责任必然发生深刻的转型：从立足于信息的发布权到立足于信息的解释权；从意见的表达者到意见的平衡者；从‘社会守望’者到‘社会对话’的组织者。”这是最新出版的《传媒变革力》一书中，所展示的中国媒体面对的新情况。

　　其实，这种转型在2007年“华南虎事件”中，已显露锋芒。这是一场媒体、网民与公权力的博弈。在向真相逼近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网络作为工具和传播平台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开的舆论场，民众能够在此充分利用和分享全社会的知识资源、信息资源，思想意见和技术论证。而媒体在整个事件的进程中是将新闻推向公众，而后由公民参与新闻，最后变成公民支配新闻的“互动”。

　　2 0 08冰雪灾害中，虽然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尚待完善，但媒体迅速反映的社会作用十分明显；汶川大地震中的新闻公开，以及媒体在报道中呈现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精神，推进了整个抗震救灾的公众知情度和参与度；北京奥运会因循国际惯例，对所有境外记者开放自由采访，“无需事先申报”，这对向来严格的中国新闻管控而言，是一个重大突破；而近年来，对于恶性事故与矿难的公开报道，已基本成为常态。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某些事件中，中国媒体错失先“语”之机，反而给事件发展造成消极后果，比如因信息封堵而酿成严重妨害公共安全的“瓮安群体性事件”，传统媒体的失语及地方政府的滞后反应与惊人的网络力量形成巨大的反差。

　　“ 麦克风时代” 已经到来，2 0 0 9年逯军事件、周久耕与天价烟、绿坝花季护航、邓玉娇刺死官员案、贵州习水县嫖宿案等一系列新闻事件， 也已经将体现媒体社会责任的“互动模式”推向又一个高峰。从单纯的“发布”到“解释” ， 从简单的“ 表达” 到“ 平衡” ， 从唯一的“ 守望” 到“ 对话”，信息传播技术彻底改变了传媒传统的行为规范，面对不再是一无所知、被动接受的读者，媒体的社会责任是在面对新闻事件，特别是重大社会事件上，不再缺席、失语、妄语， 而是积极主动地推进“公民新闻”的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面对“麦克风时代”的新特点以及媒体社会责任的日渐清晰，中央政府对待风险及舆论风险的态度是务实和开放的，这使得个别部门、地方政府或利益团体试图控制报道或舆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政府责任与媒体责任，形成了复合的社会责任网络， 这无疑加强了保障民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的“双保险”。■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