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遇难者五六人捆成一束，扔进大海里喂鱼” 民国初期澳门发生“五·二九惨案”，上万群众抗议葡兵狎亵妇人扣押华人罪行，70多华人遭枪击横尸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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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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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28日，澳葡黑人士兵在澳门新马路果栏街当街调戏中国妇女，激起民愤，冲突中葡兵打死打伤华工十数人。次日，事件升级，万名华工聚集请愿，惨遭葡兵开枪扫射，70多人被当场打死，受伤者100多人，史称“五·二九惨案”。
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香山人一直被噩梦缠绕，梦魇就来自濠江彼岸。澳葡趁其时中国政局动荡之机，使尽偷摸讹打招数，侵我疆界。其间一次葡兵调戏妇女事件更升级为流血惨案，在香山乃至全国引发抗议怒潮，一时间“收回澳门”呼声四起。
导火线葡兵当街调戏华人妇女
澳葡“执法者”竟将三名见义勇为的华人逮捕，关押在澳门轮船码头的警察局里。由此，一宗普通的性骚扰案件升级成民族矛盾。
1922年5月28日下午4时许，澳门新马路大街车水马龙。历史记录了这一天，一宗惨案、一场抗争在这里揭开帷幕。
当时在果栏街的路口，一名中国妇女路过时被澳葡黑人士兵追逐调戏，施加非礼。现存文献简史对事件记述只寥寥数字，在澳门的坊间记载里事件则多了很多细节———几个流氓成性的葡萄牙士兵在大街上闲逛，突然发现一个中国妇女长得极其漂亮，就明目张胆地上前调戏。妇女大惊，尖声向行人呼救。更有野史记载的传言称，黑人士兵强奸妇女。
史载，有华人理发员周苏等人冲上前去，把遭受调戏的华人妇女救了出来。葡兵大怒，动手殴打周苏等人。这引起在场华人强烈愤慨，双方发生冲突。澳葡警察闻讯赶到，根本没有了解事件的真相，当即放走了几个惹事的澳葡士兵。
周苏等三人顿感不平，上前质问。怎料此举惹怒了澳葡“执法者”，竟将三名见义勇为的华人逮捕，关押在澳门轮船码头的警察局里。
由此，一宗普通的性骚扰案件升级成民族矛盾。
消息传开，澳门华人群情激愤。当即有数百名华人涌向警局，要求放人，警察不予理会。事态愈趋严重。据称，各工会、社团甚至是各个阶层的人士汇集而至。很快达到了上千人(亦有野史称万人)。
当晚10时，前往总局汇报的警官被群众阻拦殴打。前来增援的警察在路上遭到愤怒的群众用砖头、石块和花盆袭击。澳葡警察开枪示威，当场打伤华人数名，一名车夫因伤重当场死亡。半小时内，已有2000多人包围警察局，要求放人。
事件升级葡兵打死70多民众
为掩盖残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澳葡当局命令士兵把遇难者五六人捆成一束，用船运走，扔进大海里喂鱼。
事件一路升级，至翌日上午聚集到警察局的群众已达万人。在工会组织下，群众分守各处路口，沿街动员商店停业，工人罢工。“澳门工人和市民声势浩大的斗争，使澳葡当局十分惊恐不安。”有史书如此表述，他们继续派兵增援，控制局势，镇压群众。
当日上午10时，澳葡当局派出汽车，企图向被包围的澳葡警察送援兵和食物，遭到群众拦截。葡萄牙探长刘康善奉澳门警备司令之令，谎称汽车上的警察是去换班。刘要众人不要听信谣言发生误会，但现场无人相信其言论，继续阻拦汽车通过。澳葡当局见陆路走不通，就改走水路。澳葡士兵乘船偷偷来到瑞安码头，但是刚刚登陆就被发现，群众蜂拥而至予以阻拦。
澳葡兵头气势汹汹喝令澳门民众让路，无人理睬。“澳葡兵头拔枪向群众开火，但是手枪失灵打不响，他急得咆哮如雷，叫嚷要对中国人下毒手。”流传至今的坊间记载称，澳门民众被激怒了，一拥而上夺下他的手枪。跟随在兵头后面的澳葡士兵兽性大发，开枪扫射人群，当场打死70多人，受伤者100多人。尸横街头，血流遍地，惨不忍睹。
为掩盖残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澳葡当局命令士兵分兵把守澳门各个路口。在不让中国人看到的情况下，把遇难者五六人捆成一束，用船运走，扔进大海里喂鱼。
抗议行动7万华人撤离澳门
一时间，澳门商店关门、工厂停工、电灯不亮、水运停航、蔬菜等食品短缺、饮水紧张、垃圾满街，一片萧条混乱。
澳葡暴行传遍香山，一万多华人在前山广场集会进行抗议，哀悼死难同胞。民情沸腾，谴责澳葡当局的罪恶行径。群众决定出版一本《哀思录》，表达对同胞的悼念、对澳葡的愤怒抗议。
而在澳门，许多行业工会联合起来，号召工人罢工，商店、酒楼和各种服务行业实行罢市。数万华人愤然撤离澳门，进入香山返回内地。一时间，澳门商店关门、工厂停工、电灯不亮、水运停航、蔬菜等食品短缺、饮水紧张、垃圾满街，一片萧条混乱。
这边澳葡政府还在继续加紧镇压，指责华人抗议行动是“侵害(葡萄牙)国家主权及官厅威信”的行为，并宣布全澳实行军事戒严。同日澳葡当局发出通告，强行解散与这次罢工罢市有关的68个工会团体。
为了阻止华人离开澳门，澳葡政府采取紧急措施——— 停止澳门至湾仔的渡船往来，禁绝澳门至关闸的陆路交通。而香山县则多方安排从澳门撤 回 的 工人，招他们为义工，参加修路。政府也拨出款项，在前山一带安置撤回的澳门居民。在省城广州设有招待所，接待从澳门归来的难民。
6月2日，澳门工会代表陈根生、梁工侠抵达广州，谒见大总统孙中山，请求派遣军舰前往澳门声援。孙中山答应立即派人往出事地点调查，并积极同葡人交涉。
当时广东政府增派一营军队加强前山防务，还派出兵舰、巡逻船。省政府还向葡萄牙政府驻广州领事提交抗议：“澳门葡兵不顾公理，蔑视华人生命，擅将华工枪杀，此案之发生及善后，应由葡方完全负责。若不尊重本政府意思，蔑视群众义愤，本政府则决采取对外自卫手段。”
澳葡当局洞悉当时中国内政动荡不安的弱点，将中国政府的警告视若无物，在其6月3日答复广东政府的公函中还公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诬蔑澳门华工为犯上作乱的乱党，声称事件的起因并非澳门非洲兵侮辱华人妇女，当时非洲兵只是站着同一名妓女谈话而已，事件是由少数乱民预谋策划的。甚至称该事纯属“澳门内政”，“各军士实未尝有惨杀之举，亦未有违背人道之举。”
澳葡当局的猖狂态度，污蔑澳门华人“结党谋乱”，更引起了国人异常愤慨。广东省长伍廷芳当即召开省公署会议，表示决不让步。一面将澳葡的罪行向中外公布，决心要保护澳门同胞的生命安全和权益；同时增派了两营陆军到前山协防，海军部增派楚豫号炮舰到银坑一带巡逻，加强军事准备。
此时，澳门华人前后撤离的已达7万多人，剩下的不足十分之一。澳门面临着空城的危险。广东政府还是毫不让步，全国各地的斗争呼声越来越高涨。葡人开始感到恐慌，在6月13日经葡国领事递交伍省长的答复中“辞意已极畏怯”，并派人会晤澳门的工商首领，表示愿意接受调停。
尾声无力挫澳葡 双方修《条约》
当时国内政治分裂，无法集中力量夺取对澳葡斗争的胜利。就连大总统孙中山也未能下决心与葡人大干一场，彻底解决澳门问题。
“五·二九”惨案交涉过程中，国人同仇敌忾，团结对敌。无论南北政府、地方军阀，都采取了一致的立场，就连反动军阀陈炯明也对葡人态度十分强硬。但抗议运动最后的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当时国内政治分裂，无法集中力量夺取对澳葡斗争的胜利。就连大总统孙中山也未能下决心与葡人大干一场，彻底解决澳门问题。6月5日，在广州接见国民大会请愿代表，共同研讨惨案交涉问题时，孙中山向各代表郑重声明“政府方当多事之秋，而忽然发生重大外交，政府之力量少，未免视国民之团结力以为进退”。这一方面是号召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坚持斗争，另一方面也是公开承认政府乏力的现实。
次年，孙中山提出修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要求。1925年中国驻葡公使馆申明称，澳门是租借地，主权属于中国。6月，中葡之间开始交涉修改不平等的《和好通商条约》。
1928年，原条约废除，双方签订《友好通商条约五条》。新的条约没有再提到澳门问题，但1887年葡国“永居管理澳门”的问题，名义上也不复存在。
但葡国根本无视这一点，1933年修订宪法时，还公然将澳门列为“领土”。中国此时却是无力回天，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抗日成为中华大地主题。就在此时，濠江的赌业又兴风云，出现赌坛大鳄霍芝亭，以及江湖大佬傅老榕。且听下回分解。
史评
“装聋作哑”的澳葡
“搵钱撒”，澳葡官员也许会如此简单回答侵界动机。偷摸讹诈的同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这片土地上错综复杂的各种政治势力？
对历届中国官方政府，澳葡总不会撕破脸。他们谙熟葡国国力日衰，各种供给必须仰赖珠海。满清的时候一直如此，辛亥革命后澳葡有些傻眼了。这个历史节点前后，“疏浚海道”、“路环血案”等问题不断，民间“收回澳门”呼声大增。如此一来，他们无力有大动作。而要“一方面对中国的形势变化做出决断，另一方面又不能损害与中国官方的关系。但这时中国各派争雄，很难断定谁是权力中心”。因此，革命后澳葡对广东政局“一直采取这种装聋作哑的政策。持续数年之久。”(诺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
第三国如此形容这时澳葡与隔壁的问题：“温和闷炖”(澳大利亚学者杰弗里)。遇到中国派出军舰，则千方百计让英国皇家海军派出舰艇，并“满怀感激地表示谢意(转引自英国档案局)”。当时的港督评价珠澳边界问题：“这是一个一方无理而另一方顽固的问题(英国档案)。”而澳葡总是利用每次英国人访问的机会给中国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俩西洋国关系很铁。尽管英国人态度强硬，声称绝不会为澳门与中国开战，但最终总是派出炮艇来摆设一下。
史话
侵界噩梦里寻找尊严
民国初年澳葡侵界事件不断，南北两政府对立中仍一致对外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这句话也许可形容1910年代香山人的心情。革命火焰高涨，革命军北上，共和在望；金发碧眼的葡兵却如潮水一般，一波一波地偷摸讹打，侵我疆界。
征税横琴、兵临湾仔、强居拱北……史书记载民国初年的澳葡侵界事件罗列不尽。葡兵、葡警、澳督、葡外交官……侵界噩梦多得难找个主角。这一时期虽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从民众到南北两个政府对外倒还齐心一致，在边界纠纷中可寻到一些“尊严”的痕迹。
游击队长拘奸民
湾仔的街头出现数名洋人“交警”！1916年4月，这一听似好玩的新闻却是噩梦。穿制服的不是今天的交警，是当时的葡兵，他们竟以保护教友为名在禁绝交通。经过前几回所言的勘界运动，居民们早知道澳葡的把戏，想蚕食管理权。
民众愤起，联合澳门商会前往会见澳督，据理力驳。葡方终是放开交通撤兵，却仍有兵轮在湾仔码头游弋。
明的不行又出偷摸招数。葡兵乔装进入湾仔，利诱奸民在上沙租赁房屋准备作兵房。乔装者竟在房上悬挂葡萄牙国旗，声称庆祝葡国国庆，还宴请湾仔绅商拍照，又在制造所谓的“占有证据”。
葡人的把戏如此反复换汤不换药。时香山七区警察游击队队长王子石看出阴谋，领人扯下葡国旗、拘捕奸民，引得街坊们叫好。依当时的形势，虽一时挫了澳葡气焰，王子石还是高兴不起来。早在1911年时过千新军驻守前山，澳葡当即“愿化干戈为玉帛”。可该军起义后成“香军”北上，珠海兵少，加之中国军阀政局动荡，澳葡就又开始行动了。他们派人去大横琴岛勒收地税，还干涉小横琴岛编制人丁户口；1916年夏百余葡兵在湾仔登陆，当月驻前山龙济光部队与护国军发生冲突，后撤出湾仔，澳葡随即上演了这场租房插旗的把戏。
香山人早就怒了，虽政局混乱，总要找到管事的地方。
北洋政府查勘界
民国以来，旅港勘界维持会会长杨瑞阶就代表拱北96乡民意，多次上书广东省总督和北京外交部总长。1913年3月，杨又直接上书大总统，请将拱北关总关迁往湾仔。在中方举棋不定的时候，葡国先出招了。
1914年4月，葡萄牙驻华公使提出加速解决界务问题：不必咬文嚼字不用向广东官员征求意见，公使与外交总长会商妥当即可。意在绕过强硬的香山民众和广东大员，向不懂行情的京官捞一把。葡国的讹诈招数这次却扑空了。
北洋政府派出驻墨西哥公使陈箓前往调查澳门界务，陈聘请庄允懿为助手。庄曾任清末香山县知县、前山海防军民同知(名义上清朝派驻澳门最高行政官)，在清末的勘界谈判中还担任参赞。
陈箓后来形成的调查书将葡国侵占野心一一指出，主张增兵加强军事势力，派出谙熟外交事务的官员常驻前山，谈判时要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在界务调查期间，香山民众的勘界维持会还多次发信，指出澳门烟赌扩增祸流全粤，要当局强硬“俾拱北数十万之民免沦奴隶。”
葡人心里的算盘
其后数年，葡萄牙外交部、公使等一直在与中国外交部“开私人之谈判”、“交换意见”。其实是多管齐下暗施诡计。这边厢要谈判说葡国政府无意扩张土地，那边厢，诸如文头的蚕食行动从不终止。
从1915年开始，澳葡又捡起所谓“疏浚工程”，不仅要扩深扩大澳门的港口，还在青洲及沙梨头(今澳门特区)一带填海造地，将本属中国管辖的海域据为葡有。至1916年11月30日，广东方面在前山增兵800名。葡人又被迫与广东方面交涉，交出所谓的“协约大纲”。又从北京到广州诈称有中国当局官员同意该“大纲”，还不厌其烦使出旧招让英国人掺和其中。虽这种讹诈被一一驳回，澳葡的“疏浚”、“填海”的行为却又同时在进行。
葡人心里打着算盘：当时北洋政府各派军阀相互倾轧，孙中山在南方发动护法战争反对北洋政府，欧洲一战的阴影又笼罩着中国局势。只要中国任一方面有应，这必将成为葡国“占据”的“铁证”。
到1919年，澳葡的工程已经大得有些夸张，集中数艘巨大挖泥船在中国军人眼皮底下施工。这时新派驻前山的护国军营长向上级报告，指出如此下来大幅海面将被占领。可是当广东方面向澳葡抗议，澳葡又让葡国外交部与北洋政府外交部交涉。当时广州军政府的咨文就称，“乘我南北政见未融之际，故呈倾占之心。”1920年，广东派出一个团加一个炮兵营兵力驻守前山，澳葡暂停青洲工程。
最终交涉结果，中国南北各方面均认为应在统一以前暂缓澳门划界谈判。在港口、犯罪和缉私方面却达成协议，澳葡又继续“疏浚”、“填海”工程。转眼一年的时候，澳葡竟违背协议，碰了钉子。
孙文“雷震”澳葡
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当选非常大总统，接着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派兵到沿海清匪。9月17日，驻防前山军队在银坑捕匪，澳葡竟借口驱赶银坑民船派出大小兵船两艘，突向中国防军炮轰。双方交火数十分钟，葡兵掳走9名渔民。
事情传出，民情激愤。孙中山即命令海军派出“雷震”号等3艘军舰停泊银坑一带海面。广东政府向澳督交涉，提出四项严正要求。澳督完全拒绝，并由葡驻华公使要求北京政府解决。
香山人组织起“领土保存会”，各界逾万人在前山举行大会声讨澳葡侵略。12月4日，香山县各界开会决定停止向澳门运送食物和淡水。澳门出现恐慌，澳督派人赴广州谈判，仍延时不解决。
葡国驻华公使向北京照会，称中国鱼雷艇任意停泊；又南下直接与广东省长陈炯明交涉要求解决水界问题。陈炯明态度强硬，指出自澳葡海岸至界内同等距离处不许竖立葡国旗。
此时，葡人又使出侵界的“最后法宝”。1921年至1922年，美国主持的9国华盛顿会议召开，这是一战后重新瓜分远东太平洋的列强聚会。葡国企图在会上将划界问题交由第三国进行“国际公断”。出席会议的中国北洋政府代表以广州政府未派代表参会，拒绝划界谈判。
虽然南北政府在对葡问题上一直保持尊严，做到维界权利，但其时国力之弱实无以阻挡葡人的侵略行径。澳葡从1923年开始更大规模地填海，到1938年葡萄牙管理下的澳门半岛的土地面积已比1910年时增加了6成以上。
特约审稿：叶文益(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彭建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广东联络部调研处处长副研究员)
支持单位：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局(馆)、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历史档案馆、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珠海市档案馆
参阅文献：《早期澳门史》(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 东方出版社 1997年
特别鸣谢：澳门大学
注：“珠海”一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正式地理称谓，历史上珠澳两地称谓与边界均有变化，专题措辞表述中“珠澳”泛指今澳门特区与珠海市地理范畴。
由于专题采编过程中参阅文献、给予帮助的单位众多，难以单篇罗列完毕，编者将分期连续注明。
专题翻拍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机构)，未经其许可不得转载。因采编工作繁杂，未能一一联络图片作者，盼与本报联系稿酬事宜。
策划、统筹：任伟 温冲 蒋乐进 主笔：蒋乐进 本回撰文：本报记者 蒋乐进 实习生 黄恒 专题摄影、翻拍：本报记者 梁清 谭伟山 蒋乐进 实习生 孙俊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