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

　　不要忙于谈论“中国模式”，应将关注点放在科学发展上

　　据《学习时报》最新一期刊文  这些年来，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做法及取得的成就和在世

　　界范围内所产生的震动效应的最好概括，可能就属“中国模式”的概念了。英国的《卫报》曾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文章说，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中国模式”成为了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样。德国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曾在法国《世界报》上撰文指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过时了。

　　显然，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模式”还真应该被效仿和学习，具有表率和推广的意义。“中国模式”真的具有“全球榜样”的价值了吗？如果科学地考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效的话，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一方面，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的建设发展，我们确实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进步。例如，前不久，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还在为当今世界的饥饿人口高达10亿而绝食一天的时候，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两千万。但另一方面，必须客观地看到，我们在发展中遭遇到了一系列十分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实现着进步的同时却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虽处“盛世”但更有危机存在，我们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性该不该被“中国模式”所关注、所包括呢？如果应该的话，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如果不应该的话，则又说明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片面性和不符合实际性。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基于中国以往发展的高代价性及其“中国模式”的历史动态性而言，我们还是不要忙着人云亦云地谈论“中国模式”，而是应该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我国目前及今后的科学发展上来。

　　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及其实践，是一座分水岭，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分期意义——作为一种主要的标志，它表征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拐点”，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和趋向：在发展价值的取向上，开始了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变；在发展的内涵上，开始了由单一片面向综合全面的转变；在发展的方式上，开始了由高代价发展向低代价发展的转变；在发展的动力上，开始了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的转变；在发展的思维理念上，开始了由线性简单化思维向多元和谐性思维的转变；在发展的社会时空上，开始了从注重本国的一国发展向兼顾世界的共同发展的转变；在发展的衡量尺度上，开始了由单面视角向多面视角的转变；等等。而这诸多的转变其实表明了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实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逐步进入了以科学发展为主要形态的新的历史时期。

　　其实，科学发展也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这样的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才真正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当今世界发展的主导潮流。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科学发展，它与人们特别是西方学者热议的“中国模式”还具有明显的不同。在科学发展中，既具有“中国模式”的一些涵义和功能，如求真务实、保持稳定、实现创新、自主发展等，更有“中国模式”所不具有的东西。“中国模式”具有相当程度的描述性，它主要是对已有事实的概括，具有定型化的意味；而科学发展具有明显的创造性，是对新的更美好的发展存在的一种选择和趋近，具有历史的动态性。“中国模式”重在彰显中国发展的成就和价值，具有一定的表率和示范的意蕴；而科学发展重在对中国发展代价和问题的关注与克服，具有一定的内敛性和追求自我更好更快发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成熟与完善，需要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来完成和实现；“中国模式”的魅力和意义，也只能在科学发展的成果中予以显现。离开了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中国模式”注定是肤浅的、短暂的和备受争议的。换言之，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科学发展才是第一位的甚至是急迫的，其余的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甚至是怀有一种“狼来了”的心态的“炒作”。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被歧视、被慢待、被低看了将近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只是最近的30多年来，随着我们的发展和阶段性的成功，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我们似乎真正找回了久违的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但我们也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甚至于自我膨胀。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十分严重的发展问题；我们虽然正在崛起，但我们的发展还不具有国际间的复制性和示范性；我们虽然在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但富裕并不等于强大；我们依然跋涉在发展的征途上，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还比较远。目前我们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要埋头于科学发展的历史任务当中，努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当下所应当采取的真正科学的态度和做法。 (作者： 邱耕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