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包丽敏

　　没有人确切知道吴宗明多年以后再次走进市信访办时的心情。他坐上摇摇晃晃的公交车，穿过这个西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在市委市政府大院的马路对面，拐进一个有些年头的小院，市信访办公室就设在那里。

　　7年以前，他还在这里上班，那时他是主任。而去年7月中旬，当这位退了休的老主任再次走进这里，却是来上访的。

　　“老领导你也来上访啊？”在他原来办公的地方，当时接访的一位市委常委这样招呼他。

　　他和同事曾在这里接待过排着队前来反映问题的上访户，如今他也成了上访队伍中的一员，他得到的仅有的“优待”是，工作人员给“老领导”倒茶，让他快点签上名，好排得靠前一点。

　　在广西桂平市，因为一项名为“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的自治区重点工程项目，200多户面临拆迁。吴宗明家的房子所在地，将挖出一条新的运河。

　　由于对拆迁补偿和安置的种种不满，从去年7月开始，这位退休信访干部开始了上访之路，那时他家那幢当地典型民居式的四层半小楼还在。如今这栋小楼已被强制拆迁，昔日种满果树的院落也成了机器轰鸣的工地，但他四处反映的问题却至今未获解决。

　　这位原信访办主任四处反映的，是包括他在内的30多户“钉子户”在拆迁安置过程中的遭遇：

　　他们认为拆迁补偿不合理，低于自治区4年前出台的标准，比如混合(砖)结构的房屋，每平方米400元，但桂平市政府的标准中最高只补360元。他们请第三方机构对各自的房产评估，估价远比补偿总额高得多，比如吴宗明的房子，估价38万余元，补偿仅25万余元；

　　吴宗明难以接受的是，既然有关文件中强调，保证被征地民众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被征土地上的附着建筑物按照“原规模、原标准或恢复原功能”的“重置价”进行补偿，为何他要重新建一栋与原来差不多的房子，还得再贴进10多万元；

　　30多户原来都在一条二级公路边，而安置的回建地不再紧挨公路，地皮的价值比不上从前，他们要求至少应当补偿差价；

　　起先他们被告知200多户拆迁户将分到两块地上安置，但安置图下来后，他们却发现，绝大多数都将集中到其中一个地块上。他们无法确知另一地块将作何用途；

　　拆迁户中的公职人员，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特殊“关照”：一位叫谭敬贤的前副镇长，分别被当地纪委、人事局、组织部门等敦促签字；另一位公职人员，被限期三天内搬迁配合，否则“什么时候撤职不知，后果自负”……

　　吴宗明其实最初并不想去上访。当“钉子户”们分散或结队去上访时，他不参与。“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他说，“没有材料的让你回去写了材料再来，有材料的也就是帮你转到相关部门。”

　　他已经64岁了，身高不足1.60米，虽然看上去精瘦，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嗓门很大。他穿牛仔裤，将一头白发染得乌黑，走起路来经常一只手插在后面的裤兜里。

　　但是去年7月中旬发生的一件事最终将老主任“逼”上了上访路。那时“钉子户”们得知交通部和区交通厅领导要来视察工程，便涌去了工程建设办。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领导明天去工地，让他们去工地等领导，还给了一个据说是交通厅领导的电话。第二天，人们兴冲冲地在工地等了一上午，却没见人影，再打电话，是空号。

　　听说这件事后，吴宗明很恼火。大家商议着要去交通厅问个究竟。考虑到许多人普通话不流利，条理不清晰，人们便力请这位前信访干部出马。吴宗明于是带着另一个拆迁户去了省城南宁。

　　这是这位前信访办主任第一次正式上访。交通厅接访人员证实，厅里没有这样一位领导。接着，他们去了国土资源厅，接访者只在大门口接待了一下，总共10多分钟。然后是纪检监察部门，吴宗明刚把事情说了，接访者就说：“这事不归我们管。”拿了一个信封来，把他们的材料装了，说是“帮你们转吧”。这一天，两人最后还去了自治区高院。结果是：经查询没有相关案件，不能接访。这回是吴宗明跑出去买了一个信封，把材料装了，拜托门卫转交高院院长。

　　他原来想：“这么多单位，总能碰上个把领导来关心一下我们的事吧。”但情况看起来似乎不是这样。

　　吴宗明的第二次上访，是在两三天后，去了桂平市信访办。几年前他在这里工作的时候，门前挂的还是一块竖着的大牌子“桂平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如今换成了门框上方一块小牌子“信访办公室”。

　　对于这个部门的职能，他是清楚的：“没有拍板权，只能协调、汇报、请示。”群众来反映的问题，分类后代转到各主管部门；有时会请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出面来沟通；重大问题则向市里主要领导汇报，他也可以“提供参考意见”。

　　吴宗明原本不愿意去那里上访，但这一次因为听说那几天里市领导正轮流亲自接访，吴宗明想着总可以跟领导当面谈谈这件事。然而，接访的那名市委常委，最后给他的答复是：我们回去研究。

　　他想，恐怕光在广西反映问题不行。那时他从电视上得知有个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督察两广，接下来便去了广州。他事先拟了一份“主要咨询和解决的几个问题”，可是刚提出第一个问题，就被接待人员打住了。最终得到的答复是：请回去与当地政府协商，或者诉诸法律程序。

　　“这不跟没说一样？！”至今提起来，他仍旧忿忿地抱怨。这位曾经当了18年兵的老退伍军人，言谈间有时忍不住要冒出一句“他妈的”，在转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时，喜欢用“这小子”来指称自己。

　　老信访办主任不再对上访抱有希望，但他的倔劲儿上来了，非要有个说法。他和“钉子户”们往各级部门一份份寄去材料，根据不同的诉请对象拟不同版本的材料，但大多杳无音信。他托人找关系，甚至去过北京，就想能碰上一个“大领导”为他们说句话。他们把举报材料发到网上去，又去找媒体反映情况，但都不乐观。

　　直到今年11月初，北京一家杂志报道了这位退休老主任上访的戏剧性故事，吴宗明一度以为事情也许该出现转机了。然而，尽管许多网站转载了这篇报道和相关评论，直到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却仍未作出表示。

　　“我们现在是精疲力竭，山穷水尽啦！”说这话的时候，这个穿牛仔裤的硬朗老头显得有些疲惫，染黑的头发新长出了白色的发根，“我已经这个年纪，也不想再跑来跑去，但实在是迫不得已。”

　　不过，至今他仍保持着对信访工作的体谅：他不主张“钉子户”们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因为“那里人那么多，不要说解决问题，能有说话的机会就不错了”；他也不参与“钉子户”们集体上访，因为人多了不符合《信访条例》的规定，再说“影响不好”；他承认上访作用有限，但“毕竟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一个渠道”。

　　“我们不是要捣乱，只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一再强调。

　　在他上访的故事被报道以后，吴宗明觉得，北京学者于建嵘写的评论《原信访主任上访为何也无效》“最能反映现实”。

　　“这位上访无果的原信访办主任，大约就是现行信访制度的最佳代言人了！”这篇评论写道。评论还说，“如果不对此加以改革，给民众提供可靠的制度性的救济渠道，公权力侵犯民众权益的事件就不会减少。”

　　让这位在市检察院干了11年、司法局当了7年副局长又在信访办当了3年主任的老干部想不通的是，他们在上访中了解到，补偿安置费用由“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的业主方支付，而拆迁安置工作则由市政府“承包”，面对政府，他们就算觉得补偿安置不合理，也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

　　“我把这叫做‘权力承包’。”吴宗明大声嚷道，“政府理应处于中间位置，协调各方矛盾，怎么能由它来‘承包’呢？”他认为这是他们在拆迁中遭遇种种不合理的根源所在。

　　然而拆迁安置指挥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自治区相关文件规定，此类重大工程项目拆迁由所在地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征地拆迁工作，征地拆迁费用实行包干。

　　上个周末，他带着记者又一次走进市信访办。他几年前工作过的这个地方，原先破旧的瓦房已经粉刷过。为了不影响院里其他机关工作，他们当年曾在办公室后侧开了一扇小门，好让前来上访的人在那儿排队等候。如今，办公室翻新过，这扇小门被封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