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

　　“十一五”只剩最后一年，即将到来的“十二五”将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如何客观把握“十二五”改革的现实需求和基本走势、“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11月26日下午，由本刊主办、以“十二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为主题的首届“新世纪论坛”在北京隆重开讲。专家就“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下一步改革思路与重点、 人民币国际化走向、“中国创意经济发展”等诸多经济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精彩论述。

　　社会

　　未来五年(2011年到2016年)的“十二五”时期是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是中国未来20年、30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进入第二次转型、第二次改革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

　　“中小企业最需帮扶”

　　“世界经济危机当中，中国一直是正增长，居安思危让我产生四个担心，”论坛一开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教授就抛出了自己的隐忧，他解释四个担忧：一是担心投资上去了，消费跟不上；二是政府投资上去了，民间投资跟不上；三是生产能力进一步过剩；四是国际影响。

　　高尚全教授表示，“虽然我们的投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消费率却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扩大内需很重要。”对于“为了保八”，政府投资猛增，银行紧盯大国企的现象，高尚全认为：“国有企业不差钱，但是银行还要主动地找他们，就造成了真正缺钱的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得不到发展，就业成问题的基本现实，光靠铁(路)公(路)机(场)是可以拉动投资，但无法大面积解决就业问题。”

　　高尚全认为下一步的改革应按照现存矛盾、体制性障碍来展开。“第一个矛盾是目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型同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第二个矛盾是社会公共需求转型同公共产品不到位同供应品短缺出现矛盾。第三是政府转型同政府改革间的矛盾。30年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解放思想，民心、民生、民意，我觉得三个民，这是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他同时呼吁：改革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千万不能老折腾。

　　“中国面临第三波转型压力”

　　“中国正面临现代史上的第三次转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提出：第一波转型是自1919年后的社会制度转型，标志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波转型是经济体制转型，这是真正的转型，至今没有结束，目前面临第三波转型。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面临四个深层次矛盾。第一，人本发展的矛盾。第二，天人关系的矛盾即环境危机。第三，国家创新不足的矛盾。第四，经济社会结构不平衡的矛盾，包括内外的矛盾，产业的矛盾，地区不平衡矛盾，城乡不平衡的矛盾。

　　“世界格局正在变动，中国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金融危机中国的率先走出，让国际上对中国模式很肯定，有人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常修泽教授提出，中国第三波转型将实现三大转变：由边缘到前沿、由隔阂到融合、由不可持续到可持续。“告别边缘，告别隔阂，走向复兴，走向融合，兴而不肆，融而不阿，要融入世界，但是不要阿谀奉承。”

　　“城市化将支撑中国可持续发展”

　　从现在开始到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随着中国由一个生存性阶段进入发展性阶段，如何在此大背景下考虑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思路应该是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背景下，涉及五大方面的转型和改革问题。第一，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和变革。第二，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变革。第三，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第四，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和变革。第五，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

　　此外，“应当重视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城市化的走向。”迟福林院长解释称，“因为我们形成以消费主导的经济格局依赖于城市化的进程；以扩大服务业比重为重点的结构性调整依赖于城市化进程；未来30年中国的可持续增长依赖城市化的进程。”

　　我国将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一个时代，未来五到十年我国城市化将呈现多样性的基本特点。迟福林具体描述这个多样性为：第一，东部和西部城市化将全面推进，且重点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第二，城市化不仅以加快发展大城市为重点，而且会呈现大城市城镇化、省直管县多种方式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之路。第三，不同城市间的竞争将成为后30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区域间的增长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活力，那么我想后30年城市之间竞争将取代区域之间的竞争，成为区域发展带动我们整个可持续增长最重要的活力。”

　　“未来五到十年是我国城市化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时期。”迟福林认为：十二五后期，或者十三五期间城市化恐怕要逐渐实现由投资为主导向消费为主导这样一个转换的重要时期。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消费型城市将逐步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建设一个受人民尊敬的

　　行政管理体制”

　　作为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环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直备受关注，在首届“新世纪论坛上”多位学者也就此话题展开了论述。

　　“到2020年我们要建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这个管理体制应该是受人民尊敬的管理体制，应该适应经济发展，适应民主参与等各方面都有重大建树的体制，因此它必须在经济调节、社会监管、公共服务方面有重大突破。”在描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未来走向时，国家行政学院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占斌教授提出了上述要求，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四个条件，一是进一步理清中央和地方的公共职责，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要加快进行政府层级改革，加快推动省直管县改革。三，要加快推动行政区划改革。四，加快建立干部考核体制。

　　在谈及社会组织发展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经济这条腿长，社会发展这条腿短的问题，虽然总量在迅速增加，规模在迅速扩大，但是社会体制的结构却是严重扭曲，关系严重失衡。”他提出，“如何使社会不同人群的意见真正通过不同途径表达出来，这是改善这个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十二五发展的情况来看，应把政府不能办的交给各种社会组织，只有把这些组织结合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这个方向是明确的。”

　　经济

　　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阴影并进入增长时期，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应解决哪些矛盾？人民币国际化会否实现？数次参加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工作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及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做了相关分析。

　　“协调保增长与调结构间的

　　矛盾是个难题”

　　张卓元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四个不协调，一，内外需失衡；二，投资消费失衡；三，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四，区域城乡发展失衡。

　　“四大失衡中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前几年投资增速很高，只好靠扩大外需找出路，所以出口的依存度一路攀升。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冲击使中国几个失衡的问题更加突出起来，特别是扩大内需问题，投资和消费失衡问题突出起来，这是今后调结构的重点，但是难度很大，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本身是矛盾的，怎样协调这两者间的矛盾是需要很好研究的。”他认为制定十二五规划需要考虑下面三点：

　　第一，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以8%左右为宜，不要再乞求两位数的增长，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第二，要着力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三，要深化改革，调结构，包括政府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企业改革等等。“没有这些改革的推进，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人民币真正国际化可期”

　　“如果要问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什么机遇，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在曹远征教授看来， “人民币国际化将促进中国整个经济结构整，人民币国际化将影响中国经济走向。”

　　他分析说：“这次金融危机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危机。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在这样一个背景提出来的。人们意识到如果要叫世界稳定的话，一定得有相对稳定的货币体系，一定得有相对安全的金融体系才会避免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于是就讨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这种改革现在看来有三种方式在进行。一，超主权货币安排。二，区域货币安排。三，货币多元化。

　　“国际货币能不能形成一个多元体系，而不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看到人民币国际化是在这样一个背景提出的。为什么是人民币？很简单，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取得极大的进展，而且未来也一直向好，这个货币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稳定的。由于稳定的货币就具有计价、结算、支付功能，由于稳定，可能在长期中是升值的，在长期升值中间可能有财富储藏的效用，所以人民币在或多国家就变成一种选择，人民币国际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推销，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的变化，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前景。”曹远征教授指出，“从未来的情况看，中国经济会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民币国际化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