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雷蒙德·卡佛时，我们谈些什么 

　　他那底层人的生活和坚定的文学野心，他反“美国梦”的经历，他的爱与死，

　　总是不断地被人提起

　　■本刊记者/余锎 

　　村上春树有本书叫《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熟悉村上其人其事的人一眼就知，这个题目是在向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短篇小说集《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致敬。略为讽刺的是，在小资风潮席卷过的中国，前者的盛名远超后者之上，卡佛的名字是随着“村上春树、苏童崇拜的作家”之类的名号传开的。

　　卡佛生于1938年，死于1988年。从1988年到如今的20年间，每隔几年，美国评论界总会藉由种种话题重新开始讨论卡佛，讨论他的文学遗产，他那底层人的生活和坚定的文学野心，他反“美国梦”的经历，他的爱与死。而这个“雕刻者”(Carver)的故事，却被时间一次次重新雕刻，呈现不同的面貌。他的小说技巧被定义，被模仿，被怀疑，到定义本身被颠覆；他的蓝领孤胆英雄般的人生传奇，逐渐成了另一个版本──不负责任的浪荡酒鬼，一如他自己或者另一个雷蒙德(雷蒙德·钱德勒，侦探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也许唯一不变的，只有爱他的读者相似的精神气质。

　　在中国，谁读卡佛？

　　2009年的年初，肖铁翻译的卡佛短篇小说集《大教堂》面世，而年尾则是汤伟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卡佛仿佛终于在中国找到了热度。这两本书正如卡佛在美国本土的成名作《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受到“极简主义”的追捧。而2009年的自选集，则是其作品的“未被剪辑”版，仿佛是时间对卡佛的再次证明，历史的再一次清算。

　　《大教堂》出版之后，在涵芬书店曾有一次卡佛读者的交流会。然而，最后却转向了一个问题：“在中国，谁在读卡佛？”卡佛一生所写的人物，都是中产阶级的下层，很快就要滑落底层的危机人士，但却依然呆滞虚无地应对着生活的残酷。而在中国，卡佛的读者却是刚刚得意的中产人士。“小二”恰是读卡佛的这样一批中产的代表──海归、高级工程师、美国公司高管，在美国有别墅有泳池，但是却一直在互联网上翻译卡佛的小说。

　　“小二”就是不久前出版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的译者汤伟。2005年网络博客兴起不久，Blogbus有了一个名为“寻找雷蒙德·卡佛”的博客，博主为“三色”。三色是兰州的一个公务员，因为喜欢卡佛，但在国内看到卡佛的文章很少，就建了这个博客“寻找”相似喜好的人，寻找雷蒙德·卡佛的文字。正是在这个博客上，三色认识了已身在美利坚的小二。这个喜欢文学的工科生早在1985年在成都工作时，就与万夏等“莽汉主义”诗人相识，开始写诗，翻译小说。在一次回母校清华大学拜访格非时，格非向小二提起了卡佛的小说。不久后，他就喜欢上了卡佛的小说，并开始着手翻译。“寻找雷蒙德·卡佛”寻找到了小二，他每每翻好一篇，就给三色发过去，三色再在博客上发表。正是从这里，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卡佛的文字世界。

　　推崇卡佛多年的苏童曾说：“雷蒙德·卡佛早死了，喝酒喝死的，我对这种喝酒喝死的人，天生有一种爱。”正如村上春树风潮体现着爵士、威士忌等文化汹汹来袭的时代，和那代年轻人心灵中一片空落落的虚无，卡佛的每一个短篇都好像是梦刚刚醒来的一刻，他的读者大多清楚地走过现实的挣扎，不喜欢“装”，明白格调和反格调都是殊途同归的媚俗，他们大多零零散散分散在各个角落不声张，敏感孤独但从来不会标榜，内心却从不妥协走向了宽容──这种前后正反的美学对称，一如卡佛小说中的诗性。

　　小说家与故事里的人

　　“你不是你笔下的人物，但你笔下的人物是你。”这是雷蒙德卡佛在生前几年接受采访时候的回答。他面对的是记者们对一个问题的反复追问──你写的全是蓝领阶层，中下层人物，总是面对着生活的危机，这是不是你自己生活的写照？

　　“我当然要用条皮带拴住他。”卡佛的母亲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曾这样透露自己带孩子的方法。雷蒙德·卡佛1938年生在美国俄勒冈，父亲是锯木厂的工人，酗酒；母亲在餐厅当招待，五年后，卡佛又多了一个弟弟。这样的一家人就像“美国梦”泡沫之湿漉漉的流浪狗，贫苦，居无定所。全家人不久后搬到了华盛顿的Yakima。逃课去钓鱼、打猎……这些场景正是卡佛成长的写照。1956年，是卡佛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18岁高中毕业后的他和父亲一起到了加州Chester的一间锯木厂工作，在这年，卡佛爱上了写作。之后，他开始了旋转木马般的环游生活，从加州的Paradise搬到另一个城市Chico，到艾奥华，到萨克拉曼多，回到加州的帕罗奥图，圣荷西市，圣克鲁兹市，库比提诺，洪堡河湾……无怪朋友们都开始叫他“奔狗”，也无怪他母亲当年的先见之明。在这些漫长迂回的美国中西部颠簸旅程里，陪伴他的一直是妻子玛丽安·伯克和两个孩子——克里斯汀和万斯。

　　在他们摄于1972的一张黑白照片中，玛丽安·伯克露出了酷似梅丽尔·斯特里普般美丽的侧脸，她微张着嘴笑着，对卡佛低眉而视，露出无限的柔情，卡佛的脸有点臃肿，笑容随意而漫不经心，他的脸退到了玛丽安的后面，深深躲入照片之中，你很容易就能察觉出这段感情中的蛛丝马迹。他们相识时，卡佛17岁，玛丽安才15。1957年她从天主教女子学校毕业后他们就举行了婚礼，16岁的玛丽安肚子里已经有了2个月大的克里斯汀，一年后他们又添了万斯。在随后的岁月里，卡佛当过工厂守门人、邮差、图书馆助理，但这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写作与酒精，才是他生命的全部。在还没毕业时，玛丽安曾为了送给卡佛一台打字机，当过果园的工人，而随后的20年，她不断践行着为丈夫奉献。为了这个她命中注定的爱人、宿命、克星，她当了20年的酒吧招待、餐厅侍应、百货公司售货员、秘书，最后到英文老师。

　　在《他们不是你的丈夫》里，卡佛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失业的丈夫去妻子当餐厅侍应的地方蹭酒喝，听到了别的顾客议论自己妻子的臀部，回家就要求妻子节食。妻子一周后就减掉了5磅，再一周，9磅5，妻子回家抱怨，说同事们“说我都不像我了”。而丈夫只是回答“他们又不是你的丈夫”。故事中的妻子并非美丽苗条的玛丽安，但是在他们20年的婚姻里，卡佛的酗酒、让玛丽安付酒钱的事却是惯例。尽管不是要求妻子节食，卡佛的占有欲同样明显，玛丽安需要忍受卡佛为了“自由的感觉”的出轨，但是相反的事情却不能成立。一次醉醺醺的卡佛，看到同样喝醉的玛丽安与另一人调情时，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红酒瓶砸了她的头，把玛丽安耳后的动脉割开了，差点要了她的命。

　　多年后在一本回忆前夫的书中，玛丽安对于丈夫的酗酒，对于婚姻中的漂泊、穷苦、争吵、暴力似乎仍没有一丝怨言。她这样理解：“雷和我用心灵来生存，他告诉我‘如果我们不笑，我们就会哭。’雷才20，我还不到20，我们都有恐惧、追求……我们还在锻造婚姻生活的价值，还在寻找着思考能框住生活，让我们承受这个多变的世界……雷为他的家庭负担得够多了，甚至他写作的发展也被耽误了。如果没有我，没有克里斯汀和万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两家，雷也许有更多金钱上的自由……我们给他的是一个能回家的地方，或好或坏。”这样谦卑的语气，玛丽安甚至认为是自己对不起她的“雷”。

　　婚姻与酗酒，互为恶化的因果。60年末70年初，卡佛逐渐在文坛展露头角，在参加完写作训练班一年后，卡佛先是在科学研究出版社当文字编辑，70年代开始在大学教书，后来成为了写作训练班的老师，并开始在《绅士》杂志发表小说。但是酒精依然如影随形，卡佛曾经写到自己和约翰·契弗的相识，在一次艾奥华写作训练营当老师时，两人一字未写，一半时间教书，一半时间就是聚在一起痛饮。不久后，契弗加入了AA(戒酒协会)，而卡佛依然如故，甚至因此三次被送到了医院。1976年，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好吗》终于得以发表。

　　1977年，他在AA的帮助下戒了酒。一年后，卡佛在达拉斯的一次作家会议上认识了女诗人苔丝·格拉赫，第二年的5月到8月，他们在华盛顿安琪拉港朝海的一间小木屋里住在了一起，卡佛与玛丽安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对于1978年，苔丝和玛丽安自有不同的描述。苔丝说，卡佛和玛丽安的婚姻跌到了谷底，卡佛在戒酒，情绪低落，是她的出现挽救了卡佛，并给了他一次重生。而玛丽安则说“在我38时，我决定离开雷的生活，因为我从心里相信，这是他想要的。他一直都没有叫我离开，无论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一直坚守在我们的婚姻里，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要离婚。”她曾对卡佛说：“你以前的运气实在太坏了，但是你遇到了我。”而卡佛则公开说：“要我回到以前的生活，我还不如服毒。”说的是酒精，但说得更多的是玛丽安。

　　卡佛的编辑戈登·林奇在劝玛丽安离开时曾说：“雷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你可以放他走，如果你可以让他从生活的琐碎需求中解放出来，他不知道还能有多伟大呢。”而玛丽安则淡淡回答，我早就知道他伟大，我比所有人知道得都早。然而，无论多么不甘，卡佛确确实实是在遇到苔丝之后“转运”──在开始同居的4个月里，卡佛居然写了200首诗，1981年《谈论爱情》出版，卡佛兴奋地对苔丝说：“宝贝，我们已经永载史册了。”而玛丽安则一气之下去了湾区，在那里她一无所有，40岁重新开始做起了餐厅女招待。25年的婚姻里，他们争吵、分手、再和好，“从来没有幸福，不是彻底的快乐，就是彻底的沮丧。”她给了他一生的素材，但是他亲手把她变成了失去一切的人，她就是雷蒙德·卡佛故事里的精髓，她就是卡佛故事里的人。

　　苔丝和卡佛有这么一张黑白照，苔丝撑着一把日式纸伞，眉毛像线一样细长，她用和当年玛丽安同样的姿态注视着卡佛，但是目光中有小女孩占有玩具一样的喜悦。1988年，卡佛死于肺癌。几年前在诊断出绝症时，卡佛就和苔丝结了婚。卡佛死后，苔丝得到了几乎卡佛所有的积蓄21.5万美元，玛丽安和两个孩子只得到了1万美元，而卡佛78岁的母亲则更少。卡佛把所有作品的处置权，给了苔丝。

　　评论界多年来一直将卡佛没有写出长篇小说归咎于玛丽安，和她代表的琐碎生活。11年后，斯蒂芬·金在《纽约时报》上评论卡佛的传记时写道，尽管传记作家没有评论卡佛遗嘱的处理，“但我很高兴地帮她说，这是极不公正的。”

　　被删节与篡改的“极简主义”

　　“写短篇小说与写诗之间的相似程度，要超过些写短篇小说与写长篇小说之间的相似程度。”卡佛曾这样说，短篇小说与诗歌，是他的最爱，卡佛一生共完成了60余部短篇小说，写下了300多首诗歌和一些杂文、评论文章等。对不写长篇的解释可谓著名：在颠簸劳碌的前半生，他需要那些一坐下就能一气写完的故事，他没有时间谋思长篇。没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却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自海明威之后最出色的美国小说家”，崇拜者也多把他与海明威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把“冰山”理论运用到卡佛对场景的调度和语言精炼的分析之上。但是套用卡佛本人所说的话，“卡佛与海明威之间的相似程度，远不及卡佛与契柯夫之间的相似程度。”卡佛一直醉心于后者，在死前一年，他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差事》，写的是这位虚构作家的死，其实，他自己已经听到了死亡的脚步声，他把自己比作了契柯夫。要说两人的不同，契柯夫擅长讽刺，而卡佛则是巨大的沉默，沉默背后潜藏着诗意。

　　70年代末成名到如今的30年间，多少人捧着卡佛的小说，研究他的“极简主义”风格，然而，他对美国文学后来的影响，多少寥寥。“极简主义”的文字信奉者，无人能出卡佛之右。评论家开始嘀咕，“极简主义”生命力不足，卡佛的风格难以被模仿。两年前，随着卡佛曾经的编辑、《绅士》杂志的Gordon Lish浮出水面，评论家才住口。卡佛的遗孀苔丝向纽约时报首次透露，从最初刊登在《绅士》的文章，卡佛的大部分小说很多都遭到Gordon Lish“利笔”的砍伐。真正的“极简主义”信奉者，是Gordon。由于急于把作品发表，卡佛只能向他妥协。1981年，卡佛交给Gordon《初学者》(beginner)初稿，拿到第二稿后，他发现被删掉了许多，并被改名为《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卡佛有些不满，写信与Lish商议。等他拿到第三版时，才发现删得更多。“其中的一些删节，令人心碎”，斯蒂芬·金如此评论。

　　面对如此缩水，卡佛极克制地给Gordon写了信，希望能至少回到第二版本，然而，编辑并没有回信，而《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与“极简主义”就这样成为了卡佛的标签。到1983年，卡佛稍有名气后，他威胁Gordon如果依然砍伐“篡夺”他的小说，他就会转投其他出版社，《大教堂》才得以第一次现出了卡佛的风格。而一年后，卡佛才真正与Gordon分道扬镳，摆脱了后者10多年“切肉刀”一样的统治。而卡佛被篡改的小说，有17篇之多。

　　“你开始写。有时你找不到你在故事里努力想表达的东西，直到你换了一行，知道你忽然间明白故事走向何方。你必须一边走一边去寻找。” 卡佛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这样描绘自己修改小说的状态，这句话同样适合于读者。在卡佛平实如流水账一样的行文里，你总不知道自己被带向何处，直到换了一行，卡佛的影子忽然跳出来，出现了一句与故事内容不相关的描述，你忽然就明白自己身在何处。

　　写窥视邻居生活的夫妇时，忽然写到了水面上的蚂蚁；写被妻子赶出门的丈夫，在离去时拿了六个派，每一个抵她的十次背叛：“车道上，他在黑暗中打开车门时候掉了一块派。”他写父亲的一生，写了无数行的流水账，他写了《毁掉我父亲的四件事》，却没有一件事真的有多重要，不带任何感情，但却能在最后一句让你明白过来，那是另一种深刻的情感。比起小说，这确实是更接近与诗歌的表达──平实语句下的曲折感情，不经意意象后的另一种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