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区县供销社的迷茫

　　供销社这个体制就是个“四不像”，是个怪胎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肖强 | 北京报道

　　北京大兴区供销社门口立了四块牌子，每一块都字迹斑驳。与牌子一样“古旧”的是办公楼，卫生间无门，却正对着楼梯，天蓝色布帘在穿堂寒风中急速飘荡。

　　“你别看现在破，在辉煌时期，供销社的房子是最好的，也是国家经济繁荣的脸面。”大兴区供销社主任姜万祥如此向《瞭望东方周刊》感叹。

　　大兴供销社是“阔”过的。鼎盛时期号称有6000多名职工，承担了大兴1039平方公里地面的商业流通任务。如今在岗职工只有633人。2007年，大兴供销社下属企业销售总额超过12亿元，但利润仅为308万元。姜万祥说，日子过得很窘迫。

　　“供销社的体制从一开始就没弄明白。按有关领导的讲话，供销社这个体制就是个‘四不像’，是个怪胎，我们自己说不清楚，外人就更听不明白了。”姜万祥如此概括大兴供销社由“阔”而“穷”的根源。

　　供销社没落简史

　　大兴供销社副主任梁成安是个老供销，参加工作就到了供销社。

　　“毛主席说过，‘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合作的传统’。从大的历史背景上说，供销社是伴随着共产党诞生的。”梁成安介绍，中国最早受共产党领导的供销社是安源铁路工人合作社和广东海陆丰消费合作社。延安时期，毛泽东给供销社的题词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开国大典前5个月，大兴供销社成立。直到1953年前，大兴县还隶属于河北省。

　　梁成安经历了供销社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好日子。那时候，供销社的经营领域覆盖了农村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工业品(种子、化肥、农药)，消费品下乡、农产品进城都是由供销社统购统销。当时，供销社占领着全国的农村市场，“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改革开放前，大兴供销社在县城里开有百货商场，在24个乡都设有基层供销社，甚至在每个村都设有代购、代销店。大兴的农产品一般都指定销售给北京城区的居民。“我们每年都要计算需要给城里提供多少冬储大白菜。”梁成安说。

　　当初，供销社是由农民集资入股建成的，属于集体经济合作组织。1958年以后，供销社经历两次与国营商业的合并和拆分。“严格说，供销社的资产分不出姓国家还是姓集体，但从性质上说，它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姜万祥说。

　　1982年，在机构改革中，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三次与商业部合并，但保留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牌子，设立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保留了省以下供销合作社的独立组织系统。1995年2月，《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明确了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宗旨、地位和作用，并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市场化改革打破了供销社独家经营的局面，“供销社的阵地越来越萎缩了”，以至于到上世纪90年代最低谷时期，大兴供销社“开支都很困难”。供销社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销债、减人、重组。

　　“国家对供销社有一个挂账，亏多少全给销了，大兴销了好几个亿。”梁成安介绍，这是因为供销社的很多亏损都是由政策造成的，“供销社原来履行的是政府职能，转制就是往企业转。”

　　大兴供销社是如何完成数量巨大的裁员的？梁成安介绍说，大批减员都属于自然减员(到年龄退休)。大兴供销社从1975年完成最后一批招工后，到现在为止没再招过工。后来招过一批离岗不离家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最后也都没留住。

　　“我们那些年就靠退休接班来补充人员。1995年以后接班的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大兴供销社的人员老化严重，几乎都是50多岁的人，40多岁都属于凤毛麟角，30多岁的就屈指可数了。”梁成安说。

　　梁成安介绍，改革开放前，大兴是按行政区划建基层供销社。改革后，“该合的合，该破的破”。如今，大兴供销社还剩7个基层社、8个直属单位、1个区社机关。

　　梁成安也承认“观念跟进”的重要性。同样经历过改制，北京市几个区县供销社的境况差别很大，越是发达地区，改革力度越大，组建集团的越多。

　　“困难时期，海淀把山里的供销社全卖了。它们筹建海龙大厦也阻力重重，当地离休干部都到海淀区供销社主任那里去哭，不让拆。昌平供销社把赔钱的基层社都卖了，剩下的都是赚钱的。到90年代，它还是昌平县利税大户，排全县第三名。顺义有钱，因为效益好，它还进行了大规模投资，比如盖建材城。怀柔供销社组建的几个公司也全都赚钱。”而至于大兴供销社的境况，“现在也不能说好”。

　　供销社：我是谁

　　姜万祥把大兴供销社现在的做法概括为“一个中心，两大体系”。所谓一个中心，就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要赚钱。靠什么赚？就是要发挥企业服务社会的功能。所以，两大体系一是服务“三农”，参加新农村建设，助农增收；二是参与城市化经营管理。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化肥、农机农民都不在供销社买了，怎么服务‘三农’？只能量力而行，能做什么做什么。”姜万祥介绍，2004年3月26日，由供销社牵头成立了农产品流通协会。大兴区内从事种植、养殖、加工、储藏及营销等行业的合作经济组织和大户参加了协会。大兴供销社还投资建立了大兴区农产品流通网站，在11镇办事处和农产品交易市场等地建立了13个分网站。2005年开始，大兴供销社开始在农民中免费培训农产品经纪人，已经培训800多名。大兴区政府每年会给供销社拨付20万左右的培训费。

　　按姜万祥的计划，下一步，大兴供销社重点是抓农资连锁、农产品流通和日用消费品下乡。“供销社这个网本来就有，现在是重新补网，收复失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因为成本高了。所以，前提是要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要能保证我们的收益。”

　　至于参与城市化经营管理，大兴供销社建立了诸如帝园商城、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农产品综合市场、小商品市场、物业公司、房地产公司、房地产经纪服务中心、城市停车泊位管理中心等8家企业，主要是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过去不可能做这些事。” 姜万祥说。

　　如何正名

　　如今，虽然组织还算健全，但姜万祥却为区社与基层社及直属企业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后者进行管理感到困惑。

　　“基层社是农民集资入股组建的，资产属于他们自己，直属单位都是国家投资办的国有企业。区社对基层社实际上就是一个指导关系，对直属单位也就是一个持股关系。国务院曾明确规定，管理机关(区社)不应该向企业收取管理费，因为你是一级组织，行使的是管理职能。但是，政府又把我们定位成企业。所以我们最大的困惑是活儿仍然得干，但是没有人给你钱。”

　　“我们的工资来源于企业收入，但还不那么名正言顺，这么多年来，都是靠人情和面子，人家给我们一点钱。”姜万祥介绍，如今大兴区供销社每年收上来的管理费是200多万。“按道理，我们的工资应该是按股份分红而来，但是现在收的是企业资产占用费，是绝对数。如果按股份分红，可能保证不了机关人员的开支。”

　　姜万祥说，最早基层社的人财物都是区社统一管理，甚至还纳入过北京市总社管理。2000年，又一次改制完成后，北京市总社跟各区社之间也就是一个行业指导管理的关系，不存在出资关系。

　　目前，市社也管了20多家公司。区社的直属单位和基层社都成了股份制企业，区社也持股，个人通过职工持股会也持股，职工持股会的总体股份比例大，但区社的单一股份最大。同时，区社可以向基层社和直属单位派遣(也可以选举)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也有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任免的建议权，不过后者最终需要股东会通过，“因为它是公司法人”。

　　“你要说区社该管它们吧，人家是独立法人；不管吧，责任全是我们的。所以，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改制不彻底。产权是一方面，关键是人员身份没转变。如果体制问题解决不了，有一天，区社连下属企业的领导人的行政职务可能都左右不了。”

　　姜万祥和梁成安都认为，区县供销社人员应该尽快纳入政府序列。“虽然改制了，但以前我们履行的都是政府职能，给谁干事谁得出钱。”

　　姜万祥最近听到一个传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正在积极推进系统内的资产重组和股份制改造，力图把全国供销社系统整合成一个 “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并通过必要的股份制改造使其能够上市融资。

　　他认为“要实现很难”，“可以弄，但只能通过入股的方式弄，下面自愿加入就入股，也可以收购。通过资产划拨来实现大集团的情况不会出现了，因为这样做等于又回到了改革开放前。下面的人会有几方面考虑：首先，我参与股份能不能有更大的利益？其次，按公司法，有利共享，有风险共担，那我跟你搞干吗？ 再次，历史遗留问题谁来解决呢？”姜万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