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唱戏让文化事业垮台

　　西方艺术家曾因慷慨的政府资助而羡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世界新闻报》记者/赵全敏

　　不久前，国务院公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预示着中国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文化建设要着眼于民众的文化福利。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英美文学专家陆建德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在接受《世界新闻报》记者采访时，陆建德强调，发展文化事业需要社会公共意识。他说，中国有“文化产品”的说法，但这个说法是否被世界所接受还要探讨。

　　中国图书馆的公共服务意识是滞后的

　　陆建德对图书馆在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尤为关注。他说，在文化上，中国在民国以前比较欠缺的一点就是社会公共意识稍显淡薄。比如说，原来中国的文人和有钱人喜欢收藏字画，但他们却都是秘不示人，所以其收藏多叫做“秘藏”。

　　而欧洲到18、19世纪时就出现了博物馆、展览馆，随后便慢慢开始向公众提供服务。19世纪末时，中国外交官陈季同(知名作家，曾用法语出版著作，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就说过，法国有很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普通公众都可以去，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机构。

　　陈季同提出这一点，对国人触动很大。后来中国开始建设自己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和西方国家相比落在了后面。

　　陆建德说，在西方社会，公共事业一开始并不是所有的平民百姓都可以自由利用，原先也是有限制的。以图书馆为例，初期时读者首先要成为会员，缴纳会费。所以，原先的许多图书馆是通过会费运作的。但是慢慢到后来，图书馆的公共服务意识越来越强。例如，在西方历史上，某些名人虽身在监狱，但依然可以开出书单到图书馆借书。由此可见，图书馆的公共服务性质已经得到了加强。

　　“美国很多地方都有免费的社区图书馆，且运作良好。我们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从19世纪开始，有的观念已开始互相通融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公共服务方面，图书馆就是最大的一个例子。无论在城市、乡村，还是在大学图书馆，只要花上很有限的注册费，就可以成为图书馆使用者。这一点目前在中国还做不到。”陆建德说，在北大、清华，还很难想象普通人能成为那里的使用者。另外，我们的图书馆在提供便利方面，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显得滞后一些。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很多服务都是收钱的。

　　文化搭台、商业唱戏是最糟糕的

　　“在西方，会经常有一些优秀人物站出来提倡一项事业，这一点很值得中国人借鉴。”陆建德又说，“当然中国利用自己的制度优势，在这方面也做得很好，例如我们国家原来的广播电台、电视等都是免费的。”

　　在英国，就有人提倡：应把广播电视这些媒介作为一个提高全民文化素养的工作来做。陆建德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广播电视并不是简单的娱乐，不能一味地迎合大众，而应该是一种提升。这样一来就需要制作出优秀的节目。以英国BBC的电视为例，它的一些文化节目就做得非常好。BBC的电视原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拒绝商业化的，节目不插播广告。因为他们觉得，商业化之后，就容易出现文化事业没人做的现象。这一方面就要求国家资助，一方面也接受个人资助，即个人在收看节目时付费，这相当于政府和个人合作把事情做好。

　　回到中国的情况，政府每年也有各种各样的资助，这种资助目的是支持文化事业，而不是说将电视节目或文化演出看成一个商品，完全走市场化道路。陆建德说，不可否认，欧美的电视节目和演出也有很多商业成分，但是他们的商业和公共事业是结合起来做的。如果纯粹是商业化，最终文化事业就有可能会垮台，而且很容易变成文化搭台、商业唱戏，这是最糟糕的。

　　陆建德还说，国内很多年来人们都接受这个口号，即文化搭台、商业唱戏。有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在宣传一种文化，但是背后实际上却是经济利益。例如现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有些做法是不满意的。“中国目前申报世界遗产的数目特别大，各地都想要通过申报提高档次，成为旅游城市，进而带来很多财源。这种最终着眼于金钱的做法，教科文组织目前已有所警觉，甚至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

　　陆建德认为，如果我们要喜欢一个事情，就应该喜欢这个事情本身，而不是考虑这个事情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在我们国家，这种真正的爱好的成分还是少了一些，这对文化发展来说会是一个障碍。

　　提升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有无数图书馆

　　陆建德谈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很多著名的画作都是直接画在教堂里面的，这些费用有可能是教皇出的，有时也由当时的君主出。这样一来，这些画作就变成了公共财物，所有到教堂去的人都会看到。中国原先也有一些，如在洛阳和大同，和宗教有关的机构出钱雕凿了很多佛像石窟，这也成了公共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欧洲的教会是深入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村落，宗教的势力更强大，很多东西带入百姓生活，不仅是绘画，在音乐方面也是如此。

　　在陆建德看来，普及大众文化福利，中国现在已做的和应做的事情都有很多。例如现在很多博物馆已开始免费，还可以看到一些中小学生坐在地上画画、模仿作品。博物馆已慢慢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一个国家想要真正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有无数的图书馆，这是文化建设中重要的一环。在演出方面，如果是本国的地方剧种，应该得到政府的扶持，说起来它们也是文化遗产。”陆建德说，中国曾因为拥有社会主义制度而受到西方艺术家的羡慕，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得到政府的资助没有那么多。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完全走向市场，可能对一些艺术形式造成冲击，例如某些地方剧种就非常可惜地消失了。不过目前的情况已有所改观，在我国财政情况好转以后，政府已在有意识地扶持一些艺术形式。

　　陆建德强调，要提升软实力，使得中华文化有感召力，就应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一个国家发展再好，这并不是本身追求的目的，而是要用财政支持和扶持公共事业，这样的财政收入才是有意义的。政府应该发挥积极干预作用，该扶持的就扶持，该干预就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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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的熏陶有助于教化

　　“实际上，随着欧美大众有更多机会接触各种文化‘产品’，反过来对整个社会发展也有所作用。”陆建德说，20世纪初，北大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教育，他毕生倡导美育，认为它贯穿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其实施包括了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三个方面。就是说，艺术的熏陶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助于教化的。中国其实在传统社会就是如此，原先我们说“礼乐”，乐是和礼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后来中断了。所以音乐实际上和社会秩序相联系，很多艺术给人和谐的感觉。艺术也和体育一样，要靠多人合作。

　　“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现象，我们说起来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陆建德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开始到国外去学音乐，国外的音乐大师们发现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即所有的学钢琴的，或者是学提琴的，都不喜欢参加集体演奏。像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就曾抱怨说，中国孩子素质都很不错，但是他们个个都想当演奏家，不想参加合奏，这是让他们感到惊讶的。中国社会有很多悖论，像这种即是把自己看得最重要。而西方乐团有很长的历史，他们更讲究集体的声音效果如何，在参加齐奏或者合唱时，个人的欲望要稍微克制。

　　“这又回到音乐艺术对教化有所帮助方面。”陆建德说，实际上集体合作、团队精神很重要，抑制出风头，这对一个国家的长远事业特别重要。如比较欧美国家中小学教育和我们的教育就会明白，他们不强调学生之间的竞争，不排名次，而是培养团结互助精神。这一点我们还是有所欠缺的。(赵全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