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没能吃多久。（资料片）

　　▲王可忠老人讲述当年的苦日子。

　　■口述人：

　　王可忠，男，1934年生于泊于镇泊于村

　　于福仁，男，1945年生于泊于镇金鸡山后村

　　刘玉官，男，党员，曾任公社干部，1926年生于泊于镇蒲湾村

　　■采访人：

　　井东民唐燕飞

　　■整理人：

　　本报记者高洪超■小资料

　　三年自然灾害

　　1959—1961年发生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大灾难之一。但有人认为这一提法不确切，应叫“三年大饥荒”，因饥荒更多因素是人为造成的。是“自然灾害”，还是“饥荒”，威海泊于镇几位老人的回忆，或许能让我们找到解答。酒糟纸浆果腹要凭证明购买

　　的没吃的，要烧的没烧的”形容当时的生存状况。

　　那时，王可忠夫妻要养活一位老人、3个孩子。生产队按工分发粮食，一年折算下来，王家6口人每人每月只有十几斤粮食。于是，草根、酒糟、花生秧子、地瓜蔓子、玉米棒芯、纸浆都入口果腹。王可忠的老伴回忆，像酒糟、纸浆、玉米棒芯这样的“食物”还要到大队开证明，才有资格去大集上购买，否则就是有钱，也没人敢卖给你。那时，纸浆是2分钱一斤，吃法是，与海菜一起下锅，煮沸后吃。

　　欺骗了胃觉，却骗不了肠道。王家小女儿当时3岁，吃纸浆后无力消化，几天拉不出屎，大人只好一点一点地帮她把屎抠出来。

　　营养不良，王可忠的母亲得了水肿病，患此病的村人很多，因此病死了不少人。

　　男人干一天活只够换一斤玉米棒芯

　　虽已过去近50年，于福仁关于饥饿的印象依然深刻，叙述中充满了后怕。

　　于福仁补充说，凭证明买玉米棒芯，数量还要受限制，买得过多要被没收，防止“投机倒把”。于福仁有一段赶集买玉米棒芯的亲身经历：1961年农历二月二，天下着小雨，父亲饿得走不动路了。母亲让16岁的他去赶桥头集买玉米棒芯，那天的价格是每斤一毛八分钱，他花了10.8元钱买了60斤。当天幸亏他回来得早，几个买玉米棒芯的村民被抓到一个大院，税务人员要求他们再开条子，证明不是“投机倒把”。

　　10.8元在上世纪60年代算是一笔不少的钱，这是于母的血汗钱。于母白天下地挣工分，晚上为生产队绣花。于父带病在生产队干活，一天拿10个工分，约合一毛八分钱。一个成年男子干一天的报酬竟只够买一斤玉米棒芯。

　　老人说：饥荒人为因素多

　　于福仁认为大饥荒是人为造成的。

　　他清楚地记得1958年7月“大跃进” 开始，“以钢为纲”，金鸡山后村建起一个小型炼铁炉，青壮年劳动力去运砖、铁矿石。不久，村里又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农业生产集体劳作，学校集体吃饭住宿。因成年男子劳动力去大炼钢铁，农田全由学生和妇女打理，而且“上山一条线，坐地头是一大片，刚起来拔两棵草，又打铃吃饭。”劳动积极性很差。

　　再不久，当地流行“卫星田，小麦亩产过万斤”的口号。泊于公社有一所“红专学校”，1958年元旦，正上小学的于福仁和同学去红专学校学习卫星田经验，会上有人提出：一亩卫星田，种下600斤麦种，一粒麦种可结出一个麦穗，一个麦穗又有40个麦粒，这样一粒麦种就变成了40粒，小麦亩产也就达到了2.4万斤。会后，学校领导带大家参观卫星田。于福仁看到田里的麦苗长得郁郁葱葱，但次年4月他再去开会，却发现麦苗全不见了，偷偷一打听，原来麦苗死掉后全拔掉了。

　　刘玉官说1958年“浮夸风”非常盛行，说大话的人有光彩，小麦亩产报得多，给红旗，报得少则送白旗，于是只好“一级熊一级”。刘玉官补充说，其实1958年秋天地瓜大丰收，大量地瓜埋在地窖里，烂了很多，这导致1959年春天缺粮。

　　不过，王可忠的老伴认为大饥荒也与天气有关。她记得1959年夏秋天旱，地瓜长得很小，这造成粮食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