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向本报透露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和转基因抗虫水稻安全评估部分细节

　　●有关转基因作物的论战，反对者声音渐小，正面评价渐多

　　●公众仍担心其潜在的风险，呼吁完善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立法现状

　　也许要不了多久，转基因玉米和大米就堂而皇之地来到我们的餐桌！

　　民以食为天。南方日报记者采访后却发现，广州大部分市民对转基因食品缺乏起码的了解。

　　然而，对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而言，这个消息还是等了太久。范还有另一项重要头衔———我国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主要研究者。近期，他兴奋地向媒体透露：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负责研制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已经通过国家的审核批准。几乎与此同时，由华中农业大学负责研制的转基因水稻也获得安全许可。

　　这意味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转基因玉米和水稻即将面世。12月19日，在华中农业大学结束的“抗虫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课题年度执行情况汇报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生产是科技发展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业内人士还向记者指出，此举也是“中国造”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的一个信号，表明国家已经把发展转基因产业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从“要不要转基因”到“该不该商业化”，全世界范围内的反对浪潮一直如影随形。这显然并没有阻止中国转基因的商业化步履，反对者们也不“认输”：转基因商业化，可以！不过必须控制好潜在的威胁！

　　被市民“忽略”的转基因专项论证会秘而不宣

　　公众的茫然态度，让国家环保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首席专家薛达元十分忧虑。“公众之所以缺乏了解，一是因为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不醒目，二是媒体没有宣传。”

　　“这个是转基因的？那它好不好呀？”问及广州的大部分市民，让记者略显尴尬的是，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缺乏了解。为此，记者甚至不得不向他们“科普”转基因的知识。

　　然而少数细心的消费者还是能在超市中发现“转基因”的身影。一个明证是，现在市场上许多大豆油和调和油，大都已使用了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油菜籽等作为原料。在广州百佳、华润万家等大型连锁超市，标明“转基因”的食用油已占满货架。

　　公众的茫然态度，让国家环保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首席专家薛达元十分忧虑。他批评说，公众之所以缺乏了解，一是因为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不醒目，二是媒体没有宣传。

　　“以前是没有统一的标准，2007年农业部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要求必须统一标识，但商家都没有严格遵守，国家也没有专门去查。”薛达元解释说。

　　而对于媒体为何没有宣传，薛达元回答简洁：“因为转基因项目是国家临时鼓励的，已经确定了发展方向。”

　　而缺乏公众的意见，无疑是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得以快速商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对的声音没有那么大，主要是环保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反对，公众不清楚，所以很少反对的声音。”薛达元如此表示。

　　2008年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目的是要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

　　当时国内的舆论认为，转基因专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发展转基因技术，更重要的是带动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发展，“转基因粮食商业化和产业化有望实现”的猜测由此不胫而走。

　　时隔一年，当转基因作物还在被“要不要商业化”质疑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却在争论中“悄然”通过了国家的审核批准，即将走向市场。

　　作为一项关乎13亿中国人粮食安全的商业化生产决定，缺乏民意是这一项目遭遇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曾经参与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立项论证会的薛达元对此十分清晰。

　　“反对的也没几个人，因为参加立项的大部分是转基因的研究专家，和他们的利益挂在一起，200多亿的资金啊！”薛达元回忆说。

　　薛达元告诉记者，他曾在转基因专项论证会上提出“尖锐”的质疑观点：一是从多年的农业发展来看，农业的发展并不是主要靠转基因技术，还是以常规技术为主；二是转基因研究涉及公众接受程度、技术难度和贸易风险等问题。

　　但自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参加过转基因专项的论证会，“他们都不请我，我怎么参加啊？”对此，薛愤慨而无奈。

　　对于媒体为何没有宣传，华中农业大学黄季教授给出了更为明确的回答，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农业部明令禁止与会专家透露关于该专项的具体信息。”作为转基因项目起草小组成员之一，黄季认为，转基因项目的争议一直很大，如此对外界保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害怕社会舆论给该专项的实施带来负面压力。

　　就这样，转基因粮食就“暗度陈仓”，完成了由“要不要商业化”到“即将商业化”的转变。

　　转基因论战风生水起公众利益“被代表”？

　　细心梳理转基因商业化背后的论战可以发现，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是打着“维护公众利益”的口号

　　“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媒体的报道中，正面的声音居多了。”谈及媒体关于转基因的报道，作为支持者代表的黄大昉喜形于色。

　　就在植酸酶玉米商业化获得审批之前，有关转基因作物的论战一直风生水起。

　　细心梳理转基因商业化背后的论战可以发现，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是打着“维护公众利益”的口号。

　　论战的焦点首先就集中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必要性上，反对者提出，我国完全具备粮食自给的能力，没必要让公众承担由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风险。

　　而作为转基因作物推动者之一的黄大昉则认为，“虽然国家粮食的总量是丰年有余，但也面临着危机，我们的耕地不断减少，再加上气候的变化，这些都给公众的粮食带来危险。”

　　随后，转基因技术一直主导着双方的论战。

　　“转基因生物可能会打乱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国家环保部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在生态系统中，转基因生物是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外来物种，它可能破坏整个生态的平衡。

　　除了对环境造成威胁外，反对者还提出转基因技术对人体健康的威胁。为了证明这些结论，反对者拿出了现实“证据”：“美国星联玉米事件”、“墨西哥转基因玉米污染事件”、“转基因玉米危害蝴蝶事件”……

　　但支持者随即以研究的方法有漏洞为由，否定了上述事件的研究结论，并声称，无论是从研究试验，还是从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没有发现安全性威胁。

　　“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影响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是40年才能观察出结果，危险也许是潜在的。”中科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局原局长钱迎倩曾对此分析。

　　2005年4月，“湖北省出现转基因稻米事件”再次燃起双方战火。媒体在报道中说，估计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入市场。但当时在湖北从事转基因水稻研究的专家却否认出卖试验用转基因水稻种子。

　　争论中，支持者渐渐完成了转基因粮食的科研阶段，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已提上日程。

　　此后，争论自然转移到了“能不能产业化”上，除了坚持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威胁的观点外，这一次，反对者对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链条进行了“拆解”。

　　反对者提出，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并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外国生物公司。“科研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三大集团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牢固了。”中国农科院一位主任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

　　支持派很快反击了质疑，早在1997年，中国农科院研究员郭三堆就推出了转基因抗虫棉技术，虽然到2004年时，美国孟山都公司市场仍然占有90%的市场，但是这一局面已被扭转。这意味着中国也具备研究自主转基因技术的能力。

　　谁在代表公众利益？科学一时无法回答。

　　“胜败者”的共识：要控制好潜在的风险

　　如果一旦发生潜在的危险，公众的利益如何保护？“科学而健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包括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及其有效实施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些现实的或者潜在的负面影响。”于文轩博士强调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也是可以的，不过要控制好潜在的危险。”薛达元话语沉稳。

　　在转基因商业化的问题上，薛达元一直被媒体誉为是反对派的代表。尽管转基因植酸酶玉米通过了商业化生产的审批，但薛达元并没有就此“服输”，在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过程中，“风险评估”、“风险管理”是他说得最多的词汇。

　　“一定要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薛达元认为，随着转基因粮食与市民的距离越来越近，老百姓最起码要知道什么是转基因，包括潜在风险。

　　与薛达元一样，虽然没有阻挡住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趋势，但反对者关注的问题已经变为“商业化后的安全管理”。

　　“必须做环境监测，并且是长期监测。还要对植酸酶玉米进行物理隔绝，把转基因玉米和非转基因玉米隔离开，种植地与非种植地隔离开。”国家环保部生物安全管理一位官员提醒说。

　　谈起与反对者的争论，“获胜”的黄大昉笑称，“转基因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是贸易问题、政治问题。”

　　“从技术来讲，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因为转基因技术历史不长，所以大家的担心会比较多。”黄大昉认为，“但并不能因为担心就不发展，在严格管理的情况下，既要发展，也要坚持研究。”

　　他举例说，当年俄罗斯建立核电站的时候也曾发生过核泄漏的事故，公众也曾一度抵制核技术。但是，并不能因为核电站管理不善所造成的事故而放弃核技术，“对科学要本着理性的态度。”

　　黄大昉还向南方日报记者透露了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和转基因抗虫水稻通过安全评估的部分细节，“在安全方面，需要参照国际标准程序，在试验中观察是否会对人体造成过敏、急性或者慢性等疾病。在环境影响方面，会不会导致害虫产生抗体，变得更加厉害……”

　　“但话说回来，试验没有问题就可以掉以轻心？也不是！”与“败者”一样，黄大昉高度关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的后期管理，“要加强管理和监测，把预防工作放在前头。”

　　如果一旦发生潜在的危险，公众的利益如何保护？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研究开发部部长于文轩博士认为，在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对人体的影响尚无明确定论的情况下，法律不应当仅考虑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当关注其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甚至经济系统本身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科学而健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包括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及其有效实施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些现实的或者潜在的负面影响。”于文轩强调。

　　■名词解释

　　转基因生物

　　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将DNA进行人为改造的生物。通常的做法是提取某生物具有特殊功能(如抗病虫害、增加营养成分)的基因片断，通过基因技术加入到目标生物当中。

　　转基因食品

　　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形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历史年谱

　　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一种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在美国成功培植。

　　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晚熟西红柿正式投放美国市场。

　　1996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仅为170万公顷

　　2002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已扩大到5870万公顷。

　　截至2004年全世界已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转基因作物种植实验，有16个国家的近600万农民以种植转基因作物为主。

　　美国是转基因技术采用最多的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将基因改制技术实际投入农业生产领域。目前美国农产品的年产量中55%的大豆、45%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转化为通过基因改制方式生产。

　　中国已经开展了棉花、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方面的转基因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尤其是在转基因棉花研究方面成绩突出。

　　■国际纷争

　　欧盟的死防与松动：

　　“是政治，而不是科学”

　　围绕着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争论，美国与欧洲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回顾这段历史，也许能提供另一种视角。

　　1998年英国一位教授在研究中最早提出了对转基因食品的质疑，他发现幼鼠食用转基因的土豆后，内脏和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随后，英国及全世界引发了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大讨论。

　　一年后，虽然该项研究被英国皇家学会“否定”：此项研究“充满漏洞”，得出的结论不足为凭，但是消费者已经对转基因的安全性提出质疑，欧洲民众开始反对转基因食品。

　　正是在质疑提出一年后，最先引进转基因玉米的法国停止了种植。2005年，法国又重新开始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更是一度由500公顷扩展到2007年的2.12万公顷。正当法国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种植处于黄金时期时，2008年，法国转基因产品临时最高委员会主席勒格朗提交了一份报告称，转基因玉米安全性存在“严重疑问”，法国政府最终决定暂停种植转基因玉米。

　　法国政府态度的转变让人质疑，与法国类似的是，欧盟的态度也逐渐发生转变：欧盟成员国多位部长呼吁要加快转基因生物审批过程。对立的天平开始倾向美国。

　　对于欧盟的死防与松动现象，黄大昉认为，除了技术本身和欧洲传统文化的影响外，最重要的是贸易问题，“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千方百计想打入欧洲市场，所以欧盟只能以转基因的安全性来建立贸易壁垒”。

　　今年11月，英国路透社也专门发表文章抨击欧盟的严防政策，文章称，欧盟让政治，而不是科学来决定转基因农作物的命运！

　　英国首席科学顾问约翰·贝庭顿(JohnBeddington)也表示了对欧盟审批程序的恼火。他说：“考虑人类及环境的健康与安全当然是合理的，但是，正确的测试手段和科学的调查也应当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他强调：“非常不幸的是，(欧盟)在对待转基因生物的问题上有非常明确的政治见解，却不尊重科学角度的建议。”

　　今年夏天，超过20万吨大豆和黄豆粉被拒绝进入欧盟港口，原因是其中含有少量未经审批的转基因玉米成分。

　　“植酸酶玉米产业化推进，可能引起世界农业产业格局的变动。”黄大昉分析说，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问题依然突出，而我国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进程，一方面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会“撼动欧洲的贸易壁垒”。

　　■欧洲建议

　　中国民众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很高兴听到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进步，但民众需要更多信息！”听闻中国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商业化后，一些欧洲市民认为，这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但是政府在运用转基因技术的同时，也要尊重自然规律。

　　当然，也有部分欧洲市民也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担忧：“转基因技术是科学，但转基因食品的‘商品化’则强调赚钱”，部分欧洲市民认为“这也许是科技的相对进步，但也反映了社会对人文和生命的轻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欧洲市民对转基因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60%的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表示“中立”，在他们看来，转基因食品商业化听起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可能只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其中一种手段。

　　不过，许多欧洲市民对转基因食品信心则主要依赖于他们所了解的信息，“在最终决定‘支持’还是‘反对’之前，我需要了解更多信息。”

　　从转基因食品的抵制者到中立者，欧洲公众向记者透露了其中的原因，“因为考虑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不确定，尤其是长远影响”、“出于道德上的考虑，与不吃猫狗是同一个道理”、“媒体过分渲染怀疑者的论调，其实现实中有很多人都不反对转基因食品，只不过媒体不报道这些人罢了”……

　　相对于欧洲市民的保守，英国自民党则明确提出“反对将转基因产品商业化”。自民党成员、下届大选国会华裔候选人杜淑真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全球粮食短缺的问题上，我们赞成每个国家有权利去决定他们要不要发展转基因技术。但我们认为许多国家都有充分的理由去拒绝这一技术。”

　　“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可能因为拥有转基因种子样本而制造垄断，这将使穷困的农民们的生活更加艰难。”杜叔真认为，“虽然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决定什么技术将有利于它的人民，但除非我们已经充分确定了转基因技术有可能带来的环境与经济影响，否则应当尽量避免运用这项技术。”

　　对于欧盟近年来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记者并没有获得欧盟的正面回答。不过，记者从欧盟网站上获悉，欧盟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仍然持高度警惕态度，从1985年开始，欧洲共同市场就开始实施了“欧盟研究与技术开发框架”计划，至2000年，该计划共支持了81项研究项目，并提供了约700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业事务部一位发言人对此回应说：“人类和环境的安全性是我们的首要考虑，因此我们必须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做决定。欧盟现行法律要求对每个案例进行逐一审查，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英国支持欧盟的做法。”

　　统筹：张蜀梅

　　南方日报记者胡念飞实习生汤凯锋特约撰稿人黄楠稀广州、伦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