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56个有关幸福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中国幸福家庭”着眼于少数民族家庭，也是对60年来中国民族政策成就的一次巡礼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邢静 | 北京报道

　　汉族小伙吴云川此刻正沉醉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中。一岁多的双胞胎女儿吴极晶晶、吴极贝贝依偎在他身边，“爸爸、爸爸”，比赛般的喊。妻子，彝族姑娘马合花正在旁边整理孩子们的小衣服，不时抬头看他们一眼，口里哼着轻快的彝族小调。

　　在改革开放前，像他们这样彝汉结合的小家庭还很少见。那时云南、四川的彝族聚集地还很封闭、落后，“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的想法处处可见。

　　如今，随着经济互通和民族融合，那种保守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马合花与吴云川的结合就是一个实例。不过，刚恋爱时，不同的民族习惯仍然让吴云川担心，他都不敢提去马合花家，“因为我的酒量太差，吃肉也不行。”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实在躲不过了，就硬着头皮邀约了一帮哥们前去助威。“结果全醉了，高兴啊！”

　　婚后的生活简单而甜蜜。北京奥运会期间，这个家庭诞下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

　　为了让别人分享这个多民族结合家庭的幸福，吴云川和马合花报名参加了“中国幸福家庭”推选活动。

　　这个活动于10月10日启动，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望东方周刊》主办，贝因美集团协办，计划从中国的56个民族中选择56个家庭作为“中国幸福家庭”的代表。

　　“每一个小家的幸福感，汇聚成了民族大家庭的幸福感。”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司长武翠英说。

　　事实上，从1949年以来还没有一项评价社会基础细胞感受的调查，能覆盖到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幸福家庭”着眼于少数民族家庭，也是对60年来中国民族政策成就的一次巡礼。

　　幸福为什么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不过，两个月的推选，证明幸福的家庭也有不同的感受。比如，在北京，一个普通的汉族家庭可以因为儿子进入外企而觉得幸福；而在遥远的西藏，年轻人的幸福莫过于在草原上轻松地奔跑。

　　今天，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看法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与丰富，特别在改革开放30年后，物质生活已得到极大满足，为经济快速发展而付出努力和代价的人们也在思索：什么是幸福？

　　“幸福感不是经济指标，这已是全国上下的共识。不断提升人民的幸福感，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动力所在。只有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幸福感上升了，我们的一切努力才有意义。”武翠英说。

　　而在作家郑渊洁看来，幸福和财富以及成就的关系不大，和性格关系最大。“人性的本质是渴望欣赏。所有品种的性格中最能使人幸福的性格是欣赏他人。我对幸福家庭的理解是，家庭成员配偶之间、长辈和晚辈之间彼此由衷欣赏。”

　　由于文化和风俗传统不同，中国每个民族的幸福诉求既有共性也有差别。正因如此，在寻找幸福家庭的过程中，并没有量化的指标，而是明确了一些基本的标准，比如，家庭和睦、忠诚互信、积极向上、精神健康、热心公益等，在此之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不同的幸福家庭故事。

　　传统带来的幸福

　　在黑龙江，鄂伦春族于1958年才由游猎生活变为下山定居。59岁的赛林作为鄂伦春族猎人的儿子，希望用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带动自己民族弟兄进入新生活。

　　赛林在鄂伦春自治旗可算是位名人，他先后任旗公安局副局长、旗法院院长、纪检委书记、旗委副书记、政协主席，他的爱人新丽华也是公安干警。

　　而在60年前，鄂伦春人一直被旧警察和政府剥削。

　　为了鄂伦春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赛林主持和策划了《鄂伦春百年实录》。让全中国、全世界都了解鄂伦春文化，这是他感到最幸福的事情。

　　在北京有一对兄妹，他们来自黑龙江独有的少数民族赫哲族。刘敬阁和刘越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来自赫哲族葛依克勒哈拉。这个家族在赫哲族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著名人物，是最早生活在依兰地方的赫哲人，清朝时期被编入正黄旗，过着闲时渔猎、战时从军的生活。

　　60年前，赫哲人以渔猎为生，他们最为复杂的技术是缝制鱼皮衣。

　　从母亲这一代开始，家族开始与汉族通婚。刘敬阁的名字实际意思是“刘敬葛”，可见这位赫哲族女性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如今，刘敬阁已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属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妹妹刘越则是赫哲族的第一位女博士。赫哲族的年轻人已经开始研究基因工程，其中“赫哲族及其邻近民族白细胞抗原基因多态性分析与起源进化关系研究”填补了赫哲人遗传分析学的空白，也为赫哲族同东北邻近民族的亲缘界定提供了有力依据。

　　刘越的工作是寻找赫哲的根源。第一次回到黑龙江，就让她感到很庆幸，因为纯正的赫哲DNA只能从几位古稀老人那里采集到，如果再晚几年去，能否找到纯正的赫哲DNA标本都是个问题，人种学、人类学、民族学领域都将留下永远的遗憾。

　　那一次，刘敬阁同行。他特意穿上鱼皮衣，闻着鱼皮淡淡的腥味，感受鱼皮和肌肤接触的质感，恍惚中如同身处祖先渔猎的年代，乌苏里江的船歌号子悠扬动听，赫哲人的渔叉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这样两个家庭，都因为自己的独特身份感到幸福。刘敬阁的汉族媳妇一说起赫哲文化历史渊源相当专业，亲手缝制的赫哲服装更是不可多得的工艺品；而刘越的汉族姑爷，谈到把赫哲族第一个女博士娶到家，充满骄傲。

　　显然，对于这些家庭来讲，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和鼓励，是他们享受幸福感的原因。

　　大中国带来的幸福

　　家庭幸福，往往也来自于国家的升腾，哪怕需要自己付出某些代价。

　　那和利家是原北京市洼边村的大家族，满族，属正黄旗。他家的历史可上溯至清朝初年，据说是叶赫那拉氏的后裔。父亲那忠说，洼边村生活了那家祖祖辈辈17代人，光父亲一辈，就有6个兄弟聚居在这儿，每一个兄弟成家，就在祖父祖母的小院周围加盖一间房，而他们家的老房子，已经住过5代人。

　　2002年8月，北京奥运场馆选址，洼边村中标。村民大队队长那和利负责南区本队824人的拆迁动员、组织以及善后工作，并且作为表率，第一个迁出洼边村。

　　2004年，因为他们对北京奥运会的贡献，那忠老人举起了雅典奥运会的火炬。2008年，那和利也成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举起了祥云火炬。虽然父亲已在2004年去世，但那和利觉得，这一家人都因北京奥运会而体验到了幸福，其中也包括他的父亲。

　　羌族人王健康，家住阿坝州理县蒲溪乡休溪村，家里有父母双亲、妻子和一个3岁的儿子。王健康家并不富裕，就是靠夫妇俩耕种几亩责任田。“有多少钱并不重要，只要一家人开开心心地生活在一起就足够了！”这就是王健康对幸福的理解。

　　其实，汶川特大地震时这一家也损失惨重，家中房屋垮塌，王健康带着妻子从田地里跑回家，看到全家人平安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一家人开始忙着帮村里的乡亲们寻找亲人，在废墟里找出值钱的物件。救助人员来了，他们又帮着搭建临时安置房和过渡板房。

　　慢慢的，灾难带来的辛苦淡去，一家人相互扶持的幸福感又开始蔓延。

　　孩子带来的幸福

　　在调查中可以发现，无论哪个民族的家庭，下一代都是幸福的来源之一。丽江的一个纳西族家庭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代又一代继承着上一辈的爱好 “歌舞乐”。

　　“我是为了唱歌才来到世上的！”这是“云南十八奇”“山歌皇后”达坡阿卓的口头禅。

　　小时候达坡阿卓不识字，就跟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母亲身后，逐字逐句地学唱纳西民歌。少女时代，她的歌声就飘荡在金沙江两岸。她被公认为纳西族唯一能唱上百个调的民间艺人。乡邻遇上红白喜事，请她主唱才算得上圆满。

　　她的儿子和文光与妻子和国芳则通过对歌挑中对方。和文光在乡镇学校当校长时，组织了一个民间艺术团，展示纳西民歌、东巴舞、勒巴舞，规模数百人，四处演出。纳西族独有的勒巴舞，也是他挖掘整理的。

　　和国芳不仅善唱各种民歌调，还能吹奏口弦---将3片薄薄的竹叶含在嘴边吹出婉转的曲调。她被称为纳西族的“才旦卓玛”。

　　和文光的女儿叫达坡玛吉，先是入选云南“首届26个民族之花”形象代言人，接着被评为丽江城市魅力大使，最近又摘取了云南青年歌手大奖赛原生态唱法铜奖。玛吉手上总是戴雪亮的银镯子，颈上挂着艳丽的璎珞串。

　　纳西音乐世家第三代传人、最年轻的希望之星达坡阿玻则有着英俊的脸庞和阳光般的微笑，他是纳西族第一个声乐本科生，也是中央民族歌舞团唯一的纳西族独唱演员。作为纳西族新一代“情歌王子”，阿玻获过多项全国性大奖。

　　2005年春天，老阿卓带着儿孙应邀去美国亚利桑那州参加亚洲艺术节。在14个小时的越洋飞行中，老人脸色蜡黄，但在16天的巡演中，老人一登台高歌就容光焕发。“我这一生也算风光了，圆满了。”老人说。

　　在歌声中感到幸福的纳西族家庭，觉得快乐之源在于下一辈绵延不绝的传承。

　　今年2月，贝因美集团发布了《亲子文化蓝皮书》，对中国亲子文化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和反思，阐述了如何在新时代中通过孩子得到幸福：如何做称职的父母，如何做合格的孩子，如何传递亲子之爱，如何改善亲子教育以及如何开展亲子活动。

　　“亲子文化是所有人类文化之本，如果亲子文化出问题，那一定所有文化都出问题。”贝因美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育婴专家谢宏分析说，“中国的亲子文化从五四开始一直被冲击。我们现在认为，从前的亲子文化就是以‘爱’为本。我们提出一句口号：把爱传下去，让爱代代相传。”

　　如何让孩子顺利成长，是“中国幸福家庭”推选关注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毕竟，幸福来自于孩子。

　　在“中国幸福家庭”评选的尾声，来自于各个民族的家庭代表将聚集北京，阐述不同民族教育的经验和体会，而华夏民族千姿百态的幸福感，也将在这个舞台上得到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