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学者：必须改变工业化世界的生活方式
必须改变工业化世界的生活方式
--- 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谈哥本哈根会议
“从本质上来说，发展中国家需要创新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有权利追求一种与发达国家可比的生活水平。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这些国家就不可能仅仅沿着富国的老路前进，因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报道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如同一团乱麻，错综复杂，利益交织。在一场场针锋相对和一份份承诺声明背后，气候政治的核心何在？哥本哈根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
本刊为此专访了刚刚出版了新著《气候变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的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吉登斯教授不但是英国最知名的社会学学者之一，也被认为是当代对社会学领域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他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1997年至2003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其间也是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政策顾问，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布莱尔的施政纲领“第三条道路”即是由吉登斯最早提出的。
看行动，不要看承诺
《望东方周刊》：能谈谈你观察的哥本哈根会议吗？在一场场谈判背后，最重要的观察点何在？
吉登斯：在过去的几周里，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而且大部分主题都是关于达成“气候变化协议”的可能性。事实上，不论在哥本哈根能否达成协议或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后头。
在现在这个时候，重中之重其实不应该是“什么---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而更应该是“怎样”---我们该怎样做。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妇女争取投票权时，曾提出一句著名的口号：“要行动，不要承诺！”它也应该成为今天我们制订气候变化政策时的指导原则。
《望东方周刊》：能具体谈谈“行动”指什么吗？
吉登斯：如果我们遵循这句口号观察行动而非承诺的话，现实世界就显得不那么美好了。
首先，被认为应该率先承担大规模减排温室气体责任的发达国家，大部分在实现《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方面进展有限。只有一小批国家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瑞典、丹麦和德国。但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它们迄今为止取得的成绩并非来自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瑞典和丹麦是为了应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才引进了新能源技术。德国在风力开发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新能源在其能源大盘里只占了7%。
因此即使是“成功”的国家也需要调整政策方向。
更让人担忧的是，还有一长串国家在减排方面几无建树，有些国家的排放量甚至还增加了。在欧洲，人们常常提到的是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欧洲以外，还有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当然还有美国。
解决不了过度消费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应对减排
《望东方周刊》：目前美国受到的非议最多，你怎么看美国在气候变化中的表现？
吉登斯：最近人们都议论说，让美国国会通过气候变化法案非常困难。但我们更应该看到，除去立法程序上的问题，让整个美国以一种有系统、有组织的方式减排，本身就是一项太艰巨的工程。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廉价能源、廉价信用再加上无限制的郊区扩张的基础上的。怎样扭转这些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特别在相对短期的时间内？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政策能应对这个问题。
很多人认为，风能、太阳能、热能及其他低碳技术可以取代化石能源。这无疑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我们如果不能解决过度消费的问题，就不可能在减排方面取得大的进展。大规模地改变整个工业化世界的生活方式才是当务之急。把GDP作为社会福祉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大有问题的，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找到了一个国民都愿意接受的替代标准。
发展中国家应该过更好的生活，但需要创新
《望东方周刊》：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又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还处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发展与减排的平衡？
吉登斯：就发展中国家来说，任务同样艰巨，或者可以说，更加艰巨。
从本质上来说，发展中国家需要创新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有权利追求一种与发达国家可比的生活水平。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这些国家就不可能仅仅沿着富国的老路前进，因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在这里，需要很多的创新思维，特别是在社会和政策方面。也许，某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纽带不应当成为现代化的代价，而可能是另一种通向繁荣的道路。
比如说，发展中国家也许可以考虑，保护一些本土民间的社区和生活方式，使之与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结合，这样既保证了发展，又可能创造出一条遏制城市过度扩张的新办法。
必须制定更大规模的惩戒措施
《望东方周刊》：在谈判之后，有没有进一步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吉登斯：在国际政治层面也需要有很多创新。目前，如果有国家签署了国际协定但并不遵守，国际社会几乎没有应对手段。承诺了目标但实际上又根本达不到的话，承诺还有什么意义？由某个国际实体定期监督进展或许会有帮助，但可以肯定，仅仅靠点名批评这样的道德矮化手段收效不大。
很明显，我们必须制定更大规模的惩戒措施。这会是个艰难的任务，但一想到每个国家都在不择手段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样的手段就非常必需了。
《望东方周刊》：全球坐下来一起谈，和双边协议，你更倾向于哪一种方式？
吉登斯：双边的协议极为重要，特别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协议。我觉得，美国可以解除某些低碳技术的专利要求，使之能够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方面则可以在贸易方面做一些让步。
在全世界范围内，地区内的协议和计划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但是为了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更是为了适应大规模的气候变化。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都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和大量的创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