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危言

　　“面包与马戏”--- 斯宾格勒一再挖苦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庸常大众”眼里就只有这两样东西：庸俗的物欲和庸俗的精神需求，平心而论，这多少也是我们今天的写照

　　文 | 墨斗

　　一见到“我们坐在火山口上”这句话，我们眼前就会浮现出每一个重大的革命时代(1789年、1848年、1871年、1917年)到来前那些如坐针毡的权势者，无产者、工人阶级、被殖民者、全世界受苦的人的镰刀锄头很快就要敲到他们的屁股---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他生命末期的1933年，同样发出了“火山口”威胁论，但他所说的“我们”却是指德意志民族的主体，或者全欧洲的白人精英，而威胁着“我们”的“地底下运行的熔岩”则是指象征着“进步力量”的大众。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删节版中译本当年出版时，老译者们毫不客气地给他戴了一个“反动学者”的帽子，他的立场是保守的，他哀叹的“西方的没落”主要是指在革命大潮下白人(不包括大洋彼岸的清教美国人)文化的摇摇欲坠。“文化”是斯宾格勒著作的一个关键词，他认为，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方白人世界拥有的是成熟文化，自从16世纪西班牙帝国时代以来，高贵的西方文化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薪尽火传，日趋健全，与一套等级制度、荣誉机制、道德规范密切相连，他进一步将1870年才开始统一的普鲁士德国确立为民族国家时代的文化带头人，认为德国所代表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讲究差异、等级、贵贱、荣耀感的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各安其位，互相担负起应尽的公民责任。

　　企图打破这种秩序的革命力量，当然都是些“不好”的东西了---斯宾格勒问，是谁煽动了城市与工业区里的“工薪阶层”？接下来的答案可想而知。应该说，斯宾格勒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够公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句论断：“与高贵相对的不是贫穷，而是庸俗。”可以说，他的观点与伯克、梅特涅、托克维尔这一路自由主义保守派的欧洲思想和政治主将是一脉相承的。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我们所熟悉的“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解释，在斯宾格勒那里被扭转为“工人党与工会取得了统治并正在统治着西方文明”，他担心西方文化因此变得“庸俗”起来。

　　这种观点并非因其“反动”便全无可取之处。“面包与马戏”---斯宾格勒一再挖苦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庸常大众”眼里就只有这两样东西：庸俗的物欲和庸俗的精神需求，平心而论，这多少也是我们今天的写照：奢侈品的消费群体粗俗不堪，无聊的商业大片占据了几乎所有传媒的头版，有钱人只知享受而全无责任感，决定一个人的声望的仅仅是他在排行榜上的“身价”⋯⋯面对这些世象，再聆听斯宾格勒当年发出的危言，就会觉得不那么“反动”、不那么隔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