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于建嵘

　　2009年全国共发生了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海南东方暴力袭警事件、江西南康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新疆七五事件、吉林通钢事件等等。从类型和性质方面分析，因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社会泄愤事件和社会骚乱事件均有所增加。从事件的特征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网络化和官民冲突。

　　这些事件都具有了网络时代的某些特征。由于网络的交互性、传受一体化、快捷性等传播特性，使事件的信息来源多样、传递迅速、真伪辨别困难，在此基础上，网络社会动员形式多样且高效，而社会控制则比较困难。一般而言，某一事件发生后，通过网络传播，迅速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进而引起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到现实中的群体行动，最终形成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新疆七五事件、海南东方暴力袭警事件、吉林通钢事件都是网上和网下互动，在社会现实中不仅有众多的参与者，众多的网民则在网络上参与评论甚至声援。除此之外，有些事件虽然主要局限于网络之中，但由于参与者众，并最终迫使公权机关和当事人不得不采取某些社会行动，而成为了所谓的“网络群体性事件”。

　　这些事件均与官民冲突有关，都与公权机关的行为有关，主要是民众发泄对公权机关不作为和乱作为的不满。可以说，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主要直接来源于官民矛盾，实质上还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不论主要内容或表现形式，官民矛盾都与制度性的利益冲突相关。

　　也就是说，目前的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只是一种外在形式，由吏治腐败造成的官民矛盾才是这些事件频繁发生的直接诱因，而官民矛盾的实质就是当前的公权力代表组织和机构的权限过大，缺乏一种制衡其被滥用的力量才是深层次原因。因此，要遏制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势头必须整顿吏治，缓解官民矛盾，想方设法约束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具体来说，可以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总体而言，当前中国民众的抗争活动大多都在现行的规则框架内进行，他们所依靠的武器是现行的法律和政策，民众的抗争没有突破现行的规则。这是判断中国目前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性质的关键。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如拆迁事件却表明，民众对现行的不合理规则的不满已成为了行动的理由。一般的情况下，民众会将这种不满隐藏在心里，不会显化为具体的抗争口号或行动，我称之为“抽象愤怒”。比如对社会利益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的不满，对官员贪污腐化的不满，对现行体制的不满一般都会隐藏起来，或者只在私下通过手机短信、网络留言、歌谣等形式传播。这种表面遵循规则，内心却对不合理、不公平规则的愤怒和不满则更为可怕，因为这些愤怒就像无法准确预测的地震一样，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如果愤怒在短期内得到了转移或者发生了多次较小规模的“余震”，一般不会产生太大的危害；但是如果愤怒长期积聚，而且又不能得到有效的疏导和化解就会带来令我们无法预料的大爆发，反映在现实中就是一些本来可以通过现行法律规则解决的刑事或民事纠纷出人意料地演变成有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危害比较严重的社会泄愤或社会骚乱事件。因此，减少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缓解官民矛盾，平复民众心中隐藏的“抽象愤怒”，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

　　二是重建普遍的社会信任。当前中国正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会阶层、利益分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这些社会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消解民众对公正理念和制度规则的信任，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重要问题。因此，在我看来，社会不公平的普遍蔓延和公权力不受制约的滥用是造成目前社会信任缺失的根本原因。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富人和官员的怨恨和不满情绪就是这种社会信任缺失的重要表现。因此，重建普遍的社会信任应该首先考虑如何完善社会规范从而减少社会不公和约束公权力滥用。

　　公平公正的社会规范只是重建社会信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方面是公民参与网络。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下，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等尚处于刚刚起步的不完备阶段，因此，培养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建构积极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创造机会，充分发育公民社会应该成为重建社会信任的重要方式。(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