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文化历史大省，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却远不如陕西，一个重要原因是河南没有挂帅的东西”。

　　河南省文物局前局长常俭传写下“军令状”：请市领导“暂不视察”，如果发掘失败，责任由他一人承担，与领导无干。

　　“魏武王”石牌现身黑市，安阳市据此决心发掘曹操墓，市长办公会就一次性加拨发掘资金100万。

　　2008年12月12日，上午10点，河南安阳安丰乡郊，一座东汉大墓的发掘现场。两条简单的蓝色长桌上，摆着两个红色的暖水瓶，河南省文物局前局长常俭传站在桌前拿着扩音器，如同祷告一般神情严肃地与共墓主人对话：“魏武帝啊，我们今天来挖你们这个墓，是为了保护您，如果再不挖，就会被盗墓分子盗完了……”

　　常俭传和他的同事们相信，这里就是他们寻找多年的曹操高陵。

　　这个讲话是他即兴发挥的，现场没有其他领导，河南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站在他身后，让他讲几句。常俭传觉得魏武帝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他们，墓里一定会留点东西给他们。

　　开掘仪式简单且低调，“只干不说”是他们开挖前确立的原则。除了常俭传提到了魏武帝，他们对外一致称为“东汉大墓”。按照国家政策，帝王墓一律不许开挖，他们的申报也是打了个擦边球。

　　发掘历时一年，在2009年12月27日，考古工作队对外宣布，曹操高陵被发现。

　　根据历史文献确定的曹操墓大致范围 图/CFP

　　河南需要一座帝王墓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篮子里却没有东西”

　　时间回到4年前。安阳市殷墟申遗刚刚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现场考察，忙碌的常俭传闲了下来，他开始琢磨寻找曹操墓的事。

　　这位退休仍不“安分”的局长一直将在河南找到帝王墓作为一生的心愿。河南是文化历史大省，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却远不如陕西，“说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篮子里却没有东西。”在常俭传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河南没有“挂帅的东西”。他在任期间曾下拨资金在新郑机场附近开挖一座战国大墓，他猜想那里是韩王墓，可花费了十几万元经费后却发现墓室被偷盗一空。

　　一个文物官员来说，考古失败风险是很大的，可能会被扣上“好出风头、冒险”的帽子，并要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常俭传带着这个遗憾退休，但仍不死心。

　　这也是曹操墓开掘仪式并没有一位现任领导在场的原因。常俭传作为老领导，站出来发言“其实也是挡箭牌”。

　　2005年10月，他和安阳市考古所所长孔德铭等人一同先后4次考察了邺城三台遗址、西门豹祠遗址等地后，开了一个内部讨论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常俭传外，还有5个人：安阳甲骨文协会会长党项魁、中国古都协会理事焦智勤、安阳文物局局长段振美、副局长张才军及安阳文物队队长孔德铭。

　　他们一致认为应当在安阳寻找曹操墓。对常俭传来说，除文献推断外，其中最充分的理由是，在渔洋村村支书龙振山的家里，他发现了“帽钉”，“这只能是帝王用的，别人用要杀头，这个地方帝王只有曹操。”

　　谁出头担这个风险？常俭传说，“反正我也退了，我应该干这个事。”经过几个月的起草和准备，他以个人的名义给河南省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求省委下拨资金支持寻找曹操墓。

　　常俭传在任期间曾申请在河南重修楚长城，但没有成功，“由此明白，只有省的领导重视、支持，才能把事情办好。”他在给河南省委的信里写道：“寻找曹操墓‘万事俱备，只欠经费’。”

　　因为担心省委主要领导收不到信，他还专门托一位省委常委亲手转交这封信。尽管他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然而，这个发出信件的日期——12月12日，则被他选为这次开掘曹操墓仪式的日期。

　　寻找墓地

　　“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开挖之前，考古人员私下一致认为这座东汉大墓就是曹操墓，这来源于历史文献研究进行的“外部确定”。

　　将时空隧道向前拉伸一千八百年。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专权，各地诸侯群雄并起，一个强盛的汉王朝面临土崩瓦解之势。

　　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从废墟洛阳迎接到许昌，史称“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后，一胜（官渡之战）一败（赤壁之战）两大战役确立了曹操长久扎根于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的基础。前役，曹操以少胜多，战胜了北方霸主袁绍，并将自己的据点定为冀州邺城。后役，曹操败于孙刘联军，三国鼎立之势正式确立。

　　曹操志在统一天下，故一生南征北战，并在驻地发展经济。公元220年农历正月，66岁的曹操病逝于洛阳。在其去世前，他自封为魏王。死后被追认为魏武王。同年底，曹丕称帝，称魏文帝，追称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虽逝，他却是一千八百年来民间谈论至今长盛不衰的话题。南宋以后，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开始丑化曹操，至明朝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出现达到了顶峰，曹操由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演变为小说《三国演义》里的乱世奸雄形象。

　　对曹操墓葬的研究亦是热门话题，以民间流传的“七十二疑冢”传播最广，而这一说法却基本上被史学家否认。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说，“所谓的曹操七十二疑冢是南宋以后才有的说法。”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一文，证实了曹操疑冢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并指出其确切数字也不是72座，而是134座。

　　曹操墓归何处？如何确立其位置？河北省邯郸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一直研究这一问题，并出版专著《曹操墓研究》，这本书里收集的文章曾在当地媒体连载，引起了当地人关注的热潮。

　　公元218年，曹操生前留下了《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曹操在临终前又作《遗令》，内容为：“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曾写过《武帝哀策文》，具体描叙了曹操丧葬过程，“弃此宫廷，陟彼山阿”。

　　刘心长根据这些文献综合确立一个外部推断曹操墓地位置的证据链条：邺城、西门豹祠和铜雀台，他大胆推断划定了一个跨河南、河北两省面积达5平方公里的“曹操墓园”说。

　　直到1998年，曹操墓的具体位置仍模糊不清。1998年4月，安丰乡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对于寻找曹操墓来说是惊人的发现，上面详细记载了曹操墓的位置，“（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如果鲁潜墓志的发现地距离鲁潜墓不远，那么这里离曹操墓也就不远。这不仅引来了史学家，也引来了盗墓贼。

　　2008年，考古人员第一次进入曹操墓前，打开通道后，担心里面有毒气，等了两天才进去。让人吃惊的是，里面却是被盗被毁的惨状。

　　发现曹操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文物黑市上的石牌在墓中出现了

　　12月份的河南天寒地冻，土地坚硬，挖掘工作进展并不顺利。

　　开挖不久后，2008年底，安阳县长徐辉前、安阳市委书记张广志陪同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悄悄前往考察，但安阳市委并没有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挖掘，而是指示安阳县自行解决，“一开始，市里面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真正开挖到了2009年3月，当时安阳县已经投入了40万元资金，但仅仅搭建大棚就要花200万。

　　2005年12月份，常俭传写给省委的信没有回音后，他继续四处寻找资金。当时，河南省每年的文物保护经费只有882万，省内有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就达763处，每处的年经费只有1万多元。而同期，北京的文物保护经费达1亿2千万、陕西有5千万、河北有4千万、山西有1900万。他知道，依靠河南省这些文物保护经费寻找曹操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况且他已不是在任领导。

　　2008年11月6日，常俭传给安阳市委书记张广志及市长张笑东写了一封信，寻求安阳市政府支持，信中说，“如果一旦发生我的建议失误，而导致您的决策失误，我有勇气向您二位和安阳人民作检讨。”他当时并不知道，书记和市长的信是分开的，书记并没有收到这封信。

　　2009年2月2日，曹操墓已开挖，他再次给安阳市的领导写信，这封信中他建议安阳市的领导“暂不要视察”，并书面承诺，如果发掘失败，“我愿向安阳市委、政府作出深刻的检查，并在安阳电视台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您和广志书记是没有一点责任，我们也不会连累任何人。”

　　2005年启动的南水北调中线文物普查工程，河南省境内的11处文物保护项目并不包括现在开掘的曹操墓，但负责南水北调安阳段文物保护工作的潘伟斌却被同样关心曹操墓的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找到，拉着他去看望民间传说的曹操墓。他们后来成为推动这次发掘事件的最主要推动者。

　　正在急需资金时，2009年3月，安阳市考古所所长孔德铭的一个朋友拿了一件从黑市上买的文物让他鉴定，孔德铭看到文物后非常兴奋，劝说他的朋友将其让国家回收。这就是与后来在曹操墓中发现的7块“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一模一样的石牌。

　　安阳市文物局副研究员孔德铭、安阳县县长徐辉前、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段振美和常俭传4人马上拿了这个从黑市上流传的文物送给安阳市市长、市委书记过目，他们还打了电话让潘伟斌一同前往，潘正好在郑州。这次见面，安阳市市长、市委书记下决心拨款支持挖掘曹操墓，在一次市长办公会上就一次性加拨资金100万。常俭传对记者讲述了这一经过。

　　安阳市为了支持发掘工作，专门在新大地宾馆为潘伟斌常年预留了两间房，解决吃住问题，安丰乡则把刚建好的敬老院先让给考古工作人员住。

　　石牌的发现终于推动了曹操高陵的发掘工作，也将曹操高陵推向了公众视线。

　　但外界对曹操墓的质疑随即声起。河南省文物局因此收紧了采访，已有要求，所有人员不要私自接受采访，发掘队长潘伟斌也只在每天早晨将与记者联系的那个手机开机。在与记者多次联系后，潘伟斌仍以繁忙为由婉拒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