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

　　公元220年二月二十一日，汉魏王曹操在邺城的西郊出殡。一代强人在自然力面前，被迫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进退。

　　曹操是在一月二十三日于洛阳去世的，年六十六。《资治通鉴》记载，应在稍早一些时候，东汉的末代王朝更改了最后一个年号：“延康”。但曹操的健康每况愈下。曹操离世一个星期后，中原出现日食。按照当时的传说，曹操在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曹操自认为“不详”，随即一病不起。在此之前，他已经被偏头痛折磨多年。

　　按照曹操的自述，他的人生愿望原本是“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而在他离世之前，他已是位居诸王侯之前的魏王，更是汉王朝的实际控制者。

　　他的遗体被运到了黄河以北的邺城。墓地的位置是曹操自己选定的。作为一个农耕社会的统治者，他在遗言中流露出对于土地的尊崇：“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此我择定西门豹祠的西原作我的寿陵，可在高地建坟陵地基，暂不封土，也不必种树。特别不允许占民良田，破坏生产的葬俗，切记！切记！他的遗言无疑是真诚的，因为即使贵为魏王后，六十多岁的曹操仍然拖着偏头疼下田躬耕。

　　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间隔，我们已经无法还原葬礼的具体盛况。曹丕曹植兄弟的诔文记载的细节包括，高搭灵棚，卤薄齐整的礼仪装饰有羽葆的辒辌车（丧车）。帝国的最高官吏带着排列有送葬的节、挽歌、鼓吹、幢、麾、曲盖、介士（手执武器仪仗的武士）等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甚至，连帝国名誉上的最高领袖、40岁的汉献帝刘协都从遥远的许昌赶来。

　　按照记载，这一切都发生在“邺以西30里”，即如今河南省安阳县地界。而刚刚发现的“曹操墓”，根据测算距离古邺城直线距离28里。这里，是否就是一千八百年前那场宏大葬礼的发生地所在？

　　可以确认的是，年轻的汉献帝在曹操的灵柩前哭了。这个庞大阴影的倒下，却让阴影下的傀儡更加地恐惧。当然，也许汉献帝是真的因为感激曹操对这个没落王朝的贡献而落泪。在为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活所做的辩护总结陈词《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曹操以睥睨天下的语气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确是事实。

　　但现在这个保护自己以及挟持自己的老人溘然长逝了。刘协的身后，跟着的是比他年少6岁的新晋魏王曹丕以及他的兄弟们。曹丕是刘协帝位的收割者。这一切发生在曹操去世仅9个月以后。

　　曹丕是一个不善于控制感情的人。当初获悉自己被立为魏太子时，他当场情不自禁地搂着辛毗的脖子哈哈大笑，辛毗的女儿辛宪英由此判断魏政权必然短命；在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后，曹丕又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于是再次被中庶子司马孚嫌弃：怎么能像一个普通百姓一样呢。

　　下葬的时辰，是占卜确定的。在送葬的官员里，应该有吴国的使者梁寓。在曹操去世之前，恰是吴魏两国从未有过蜜月期。因为关羽的死亡，曹孙被迫形成了短暂的联盟。曹操死亡前一个月，曾上表汉献帝，推荐孙权为骠骑将军，授符节，领荆州牧，封为南昌侯。孙权投桃报李，上书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顺应天命，即位称帝。曹操当时笑着把孙权的信拿给陈群等人看，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呢。曹操内心所畏惧的“火”是什么呢？在后世司马光看来，权倾天下的曹操当然有不臣之心，但他畏惧的是内心的“教化”。曹操说，“如果上天让我当皇帝，我还是当周文王吧。”

　　在曹操的内心深处，是否存在一个皇帝之梦？我们已无法确定这一点，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王朝的实际控制者，更喜欢以“齐桓”或“晋文”自况。他说，“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评价，东汉末年政治虽然污浊，但忠孝的风俗依然存在。所谓的“教化”何以如此强大，居然使强人曹操有所进退？我们姑且回头看看曹操的成长。

　　公元220年，曹操于邺城西郊出殡 图/梁伟驰

　　治世：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少年的曹操伙同袁绍干过一段时间的古惑仔，但绝大多数都限于恶作剧而已。曹操出身显赫，父亲和名义上的祖父都是朝廷重臣，政声很好，他和“四世三公”的袁绍一块，都属于“大院子弟”。他从小就受到当时名人的重视，太尉桥玄和名士许劭将都对他有过极高的评价。桥玄甚至说：“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显然是对他寄以治世的重望。

　　这段浑浑噩噩时光应该很快就过去了。和曹操年龄相仿的夏侯惇14岁时，杀死侮辱自己老师的人。曹操指责他的这个堂兄弟鲁莽。夏侯很郁闷，平时比自己还鲁莽的兄长，凭什么指责自己鲁莽。

　　曹操后来做官，不畏豪强，当洛阳北都尉（相当于区公安局长）任上，杖杀犯法的宦官蹇硕的叔父，是广为传诵的历史故事。

　　史书没有记载曹操少年时期是如何提升自己的文学修为，但作为一个武官，他的文采享誉一时，并且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也许归结于那个奇特的年代。和曹操同时期的罗马皇帝马克奥里略，也是著有《马上沉思录》的“哲学家皇帝”，此人是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阐述者。

　　青年的曹操，洋溢着针砭时弊的文人气质。他多次上书为宦官的死对头窦武、陈蕃说话，在宦官权倾朝野的时候，这是可能掉脑袋的。曹操在后来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回忆，“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这应该是曹操年轻时的理想。

　　和马克奥里略一样，曹操面临的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他很快就对当政者彻底失望了。“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曹操很快辞去了公职，把自己关在家里。

　　曹操复出是因为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董卓得势后，曹操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洁癖。拒绝了董卓推举的骁骑校尉，改名换姓，逃回故里。

　　当时，他的铁哥们夏侯惇已经在老家陈留攒了一票人马。随后曹操仍以一副“热血青年”的形象，参与了18路诸侯讨董卓之战。在一帮政治老油条和投机者组成的盟军中，三十多岁的曹操是不多的慷慨激昂者：

　　“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但没人搭理曹操的义愤填膺，包括后来指责他是汉贼的人。曹操便自己带着人马往西进攻，但被董卓打得大败，如果不是曹洪，几乎连命都丢了。败逃的路上，士兵哗变，“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

　　史书没有交代曹操败后的“政治苦旅”。但他“热血青年”的坦荡历史，就到此为止了。再往后，他所呈现的，便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奸诈、冷酷形象。

　　离世：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

　　曹操预感到死亡的临近，是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6月。他提出了自己陵墓的几个原则：必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曹操在疲病交加中，西征刘备，无功而返。这是他最后亲自参与的一次战役。就像官渡之战确立了他的基业、赤壁之战确立三国的版图一样，最后的汉中之战，确定了曹刘两国的西部边界。

　　曹操死亡前的一年，即建安二十四年是魏国历史上战争失败频繁的一年。曹仁被围，夏侯渊阵亡，于禁救曹仁不成被淹。好在徐晃解围曹仁给这年的战争一个光明的尾巴。曹操拖着病躯出城7里，去迎接得胜归来的徐晃。

　　这一年在百忙之中，曹操封了卞王后。在死前四个月，给了这个女人一个正式的名分。卞王后出身娼门，曹操25岁时纳之为妾。在原配丁夫人负气出走后，卞夫人一直打理着曹操的家事。卞夫人甚至开了一个幼稚园性质的抚养班子，曹丕曹植兄弟、曹真等曹氏晚辈包括何晏等大臣幼子，均在这个幼稚园被卞夫人养大。曹操曾叮嘱卞夫人，班子里的所有孩童，要一视同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杀人无数的曹操暴露出他温情的一面。他曾在病危中唠叨：“我这一辈子，想来想去没有几个对不住的人。但是如果我死了，到了阴曹地府遇到子脩（曹昂），他如果问我，‘我妈妈在哪里呢？’我将何辞以答！”

　　曹操原配正室丁夫人没有生育，曹操另一位刘夫人生了曹昂和清河长公主后就死了，曹昂就归丁夫人抚养，母子们感情很深。曹操在宛城召张绣的婶婶侍寝，激怒了张绣，曹昂在兵乱中为保护曹操战死了。丁夫人为此又伤心又气愤，成天哭个没完，说：“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后来就跑回娘家去了。

　　过了些日子，曹操想念丁夫人了，就主动到岳父家去找。丁夫人正在织布，不搭理曹操，曹操径直走到丁夫人身后，拍着丁的肩膀，轻声的说：“跟我坐车回去吧！”丁夫人是既不回头，也不搭理曹操。曹操陪了很久小心，仍见夫人不理，就退了出去。走到门口，还是不忍心，又叫道：“真不回去了？”丁夫人还是不理他，曹操只好说了一句：”真诀矣！“失望而归。

　　曹操的临终温情，还表现在他对小儿子曹干的惦念上。曹死时，曹干才五岁。于是曹操又专门给曹丕下了一道遗令：“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也。”因为有这道遗令，后来曹丕对曹干，颇有些“长兄如父”的样子。

　　但这种温情，是伴随着残酷的政治绞杀的。在确立曹丕的政治地位后，为了削弱曹植的势力，曹操先是寻找机会清除了曹植的心腹杨修，又采取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手段击打曹植，曹植的妻子因为穿着华丽的衣服去铜雀台，被曹操赐死。

　　身后：超世之杰，酷虐变诈

　　曹操最后所享有的声誉，便是他提倡的简葬。他在临终前的《遗令》中，以“天下尚未安定，未得尊古也”为由，从自己做起，对古时丧葬之礼提出了挑战。

　　“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生前的衣服都不让丢，要分春夏秋冬装在四个箱子里，并叮嘱“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

　　曹操一生节俭，不好华丽，这是见诸史书的。《魏书》说曹操后宫很少穿着华丽锦绣，鞋子都只有一种颜色，帷帐屏风坏了，也就修补一下继续用。他生前的节俭，和死后的简葬，应该是一脉相传的。

　　清人严可均曾将曹操告诫妻妾子女的话收编在《内戒令》中，再三叮嘱衣着简单。他甚至说，从前我从荆州（征讨刘表时）带回来的华丽鞋子，已经分给你们了，穿完了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学着做。《内戒令》大都是曹操的晚年所言，所以也和《遗令》一块被视作他的遗嘱。

　　在《遗令》中，曹操只字未提天下大业，而是就一些琐事的安排。比如婢妾和艺妓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余下的熏香分掉，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学着编鞋子卖。这甚至惹来了后世诸如苏东坡的嫌弃。但多年以后，这些细节反而让现代人觉得亲切。

　　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节俭，很难说和三国时战乱引起的民生凋敝没有关系。饿殍满地的时代，军费是第一位的。和曹操同时代的罗马皇帝马克奥里略，为了凑军费，甚至连自己皇冠上的宝石都卖掉了。

　　但如果联想到诸葛亮留给子孙们几亩桑田的遗产，我们就会发现这是那时政治家们在财富面前共有的一种气度。

　　当今人回头检视，会发现曹操的形象已经被一千八百年的时间模糊，扭曲，以至无法明辨。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曹操被称为“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而在这几个大大的称号后面，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魏书》着重称扬了他的军事才能，说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还“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裴松之在注释《三国志》时，则突出了曹操的多才多能，说他“才力绝人”，能“手射飞鸟，躬禽猛兽”，曾经在一次狩猎中射雉六十三头；同时“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瞒传》则为我们刻画了曹操的日常生活形象：“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与宾客欢宴时讲了一个笑话，就乐得头撞案几，头巾都沾上了汤汁。随和快乐的曹操同时又有非常危险的一面，下属中有谋划胜出他的，他就会嫉恨而借故杀害，一个昔日的仇人跪在他的面前请求宽恕，曹操却说，“跪可解死邪！”遂杀之。对此裴松之注释《三国志》时概括为四个字：“酷虐变诈”。

　　相较于形象和性格中的其他方面，“酷虐变诈”已经成为后世对曹操的主要认识。无论曹操如何多才多艺，如何勤俭随和，如何以“齐桓”“晋文”自况，他的形象随着《三国演义》一类民间文艺作品的流传，已被固化到了一个大奸大恶的脸谱之上。

　　这无疑是曹操最为害怕的，在他成功地成为国家的实际控制者之后他致力于消减自己的恐惧：他不敢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他自减食邑，以求“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在离世之前，他为自己做了“简葬”的安排，最后一次向世人表明了他追慕先贤的心思。他曾经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剖白过自己内心最大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在他身后却完全变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