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先生与学生—— 钟文典忆北大

　　钟文典  口述    林东林  采访

　　钟文典

　　1924年生，1946-1950年先后就学于北大历史系和政治系。1950年毕业留校，任明清史专家郑天挺的助教，并攻读他的研究生。1952年，应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之邀，回广西任教。以研究太平天国著称，曾任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等职。

　　在俞大缜家喝咖啡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课是外语课，老师是个老太太，俞大缜，国民党那个俞大维的妹妹，曾国藩的外曾孙女。老太太很认真，也很严格，一看有个新同学来，就叫我起来念。我第一天报到，第二天就上课，当时还没有书，就拿了边上同学——就是傅作义儿子——的书。念完了，老太太没叫我坐，说：“怎么开学一个月了，你连课本也没有？”我是刚从南方去，普通话也说不好，又不好解释，就在那里听她批评。完了她马上就测验。第3天放榜了，成绩单公布在图书馆前的那面墙上，我的名字排第一个，钟文典，59.5，用红笔写的。哎呀，我一看，糟糕了，全班有3个不及格，我是一个。

　　第3天又上课了，老太太又叫我起来念书，我念完了她说：“你的发音不错，就是说得太快了。”然后又问我：“你现在有书了没有？怎么回事？”我就把情况告诉她。老太太人很好啊，就说我错怪你了。后来有一天，她要我到她家里去，冲了一杯咖啡给我喝。所以我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她家里。当时北大师生是这样一种关系。

　　俞大缜先生这个人很耿直。后来罗尔纲先生研究太平天国，写了《李秀成伪降考》，受到批判。俞先生就出来作证，说李秀成的确是伪降，她说我听我的先辈说过，李秀成劝曾文正公做皇帝，他是想策反，曾文正不敢。当时正在批判(罗尔纲)的风头上，她敢出来作证，那是很不容易的哦，而且她还去找周总理说理。

　　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抡那时也在北大，是教务长。他不是搞化学的嘛，一天到晚穿黄呢大褂，上面有很多洞，都是化学药品搞的。他刚上班的时候有个笑话，门卫守住门不让他进。他是教务长，要上班，为什么不让他进？穿的是破大褂，两只鞋穿反了，人家一看以为他神经不正常。后来有人说这是教务长啊，你不让他进？才放他进去。我听过他的演讲，在大礼堂，差不多坐满人了，站着听的都有。当时北大每天差不多十几二十场讲座，随你听，挤破人的有，十几个人的也有，照样讲。不会像现在这样正规，一定要到多少人数，十几个人好像就不行。

　　跟沈从文淘文物

　　大学国文第一课，是沈从文先生上的。沈从文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一看，沈先生是这个样子：很清瘦，个子不高，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外面穿一个大褂。他讲课像他人一样，慢条斯理，有时候讲着讲着自己还笑一笑。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的一个君子。我上了他一个学期的课，聊过几次。

　　解放以后沈先生没有工作，后来是郑振铎帮他安排到故宫博物院。文学搞不了他就研究古代服饰。但他研究什么成什么，他那个服饰史现在也没人超过他，是吧？

　　1954年，学校(广西大学)叫我去买些文物，第一站我就到故宫博物馆。他们说这个你要问沈先生。一看，他就在那个大厅的角落里。我马上过去，叫了一声先生。他抬头看，我向他鞠了一个躬。他说：“你是谁呀？”我说我是你的学生。他有点印象，就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说学校给我2000块钱买文物，要建文物室。

　　因为我们是师生，他很坦率，说你不懂，你明天8点钟来，我带你去。第二天就带我从故宫博物院跑到西琉璃厂。我请他坐黄包车他不坐，一定要走路去，故宫到西琉璃厂蛮远的啊！一连3个上午，他一家家挑，一件件比，再一件件砍价。用完2000块钱，他就去监督人家装箱，然后跟我说你可以回去了，剩下的我帮你做得了！

　　结果为这些文物，沈先生先后来了6封信，都是蝇头小楷，毛笔字写得很清秀。我临走时，他还送了一块自己的唐代铜镜给我们文物室。1960年还是1963年，他来桂林，到文物室去看，很高兴，说，“我这个破铜镜也在！”我特地用个玻璃盒装起来的，注明是沈从文先生捐。文物室还有一套钱币，从古代的一直到清代的铜钱、钞票都有，他说这一套我们当时没有买啊。我说这一套你记得没有？我们交易最多的那一家文物商，他送了一套到我家里。当时标价不高，24块钱。

　　沈先生，一直到现在我都想念他。我1988年去宝鸡开会，在火车上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很伤感，一到宝鸡就写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

　　请胡适给小学题字

　　1946年10月，胡适先生主持了北大的开学典礼，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胡适先生，后来就见多了。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往北走，他从他那个办公室绕道往南来，刚好就在图书馆那儿相遇。我向他鞠个躬，他也脱了帽回礼，很客气地问我：“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么？”我说：“报告校长，没有什么事。”

　　刚好那时候我家乡办一个小学，用我祖父的名字命名。我一个堂兄的母亲去世了，把剩下的几十亩田捐给小学作办学经费。我跟堂兄谈了这个事情，我说胡校长尽管那么有名，但对学生还是非常客气的。他说那你请他帮忙写个校名啊。我就拿了那个校名的条子，在他办公室外转悠了3天。第3天碰到他了，他也帮忙写了“定荣纪念学校  胡适题  一九四七”。

　　后来我在北大读研究生、当助教，就住在胡适先生对门。他妻子江冬秀人胖胖的，胡先生对她很好。有时候他们出门来，胡先生拿把纸扇，穿着大褂，江夫人穿着布鞋、白袜子，头上还插着花，两个人就这样慢慢走。

　　胡先生当时没开什么课，外国学者来，他就去介绍一下。但他演讲很好，我听过。他做校长有点无为而治，真的是兼容并蓄。天主教会一个美国神父，在红楼西边的教室做报告讲解放区怎么怎么不好。但是在东边，地下党进来了，就在那儿讲解放区怎么怎么好。我先去听西边的，因为对教会我从来没接触过。很多教徒在那里念“阿门”，低着头，闭着眼睛，吓了我一跳。又到东边去听解放区那边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兼容并包。

　　后来国共内战，快打到北平了，学校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迁校，一派主张留守。胡先生在红楼摆两个桌子、放两个本子，赞成迁校的反对迁校的，大家都可以提意见，记下来。后来反对迁校的占多数，所以没迁。胡适先生本来不想离开北平，后来闹得厉害，他就走了。

　　钱端升一堂课只讲10分钟

　　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围城了，学校里就搞护校运动，名头叫“保护老教授”，实际上就是稳住老教授，不让蒋介石抢走，所以每个教授家都住了四五个同学。我当时分到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家里。那时教授的房子也不大，游先生睡床上，我们就睡在他床前，吃饭也在他家里，游先生后来就留下来了。解放以后周总理到北大和资深教授开会，30几个人吧，坐下来第一句话就说：“可惜胡适走了，要不走，北大校长还是他来当。”说明共产党原本还是对他寄希望的。这是后来钱端升先生告诉我的。

　　钱先生是浙江人，口音比较重，所以你听他的课要集中注意力才行，不然听不懂。他是当时国民参政会3门大炮之一，他一个，许德珩一个，周炳琳一个，经常向国民党开炮。所以他上课议论时政牢骚很多，见了桌子骂桌子，见了凳子骂凳子，有了新闻先发一顿牢骚，然后一看表，还有10分钟下课了。一讲课，底下大家谁也听不懂，所以有同学递条子给他：“临表涕零，不知所云。”——《出师表》里的话。他看到这条子也摇头笑。

　　但是我想，钱先生是国民党那时候30多个院士之一，美国人经常请他去讲学，他的著作也不少，说他没有学问没道理。所以我就下决心听听他那10分钟课，一试，你只要认真听进去了，可以给你很多启发，他真是有大学问的。

　　我跟胡适先生的大弟子罗尔纲比较熟。罗先生做学问很扎实，人也很随和。他能得到胡先生的欣赏是因为帮胡先生做他父亲的文稿。胡先生父亲的字很难看懂，找了几个人都做不下去，罗先生在那里搞了一年多，把它搞清楚了，所以胡先生很欣赏他。

　　罗先生的《师门五年记》本来叫《师门辱教记》，后来胡适先生帮他改了(书名)。胡先生在台湾做60大寿的时候，自己出钱印了400本，来祝寿的每个人一本。后来大陆批判胡适，罗尔纲说我不批判。消息传到了台湾，(有人就告诉胡适)说罗尔纲也批判你了。胡先生很坦然，说尔纲不会这样做的，我相信他是违心的。这话又传了回来，传到罗先生那里，罗先生整整一天不说话，在那里流泪。

　　吴之春只剩一个学生也上课

　　当时有个吴之春先生，教西洋思想史的，原来是清华大学教务长，湖北人，70多岁，身体不太好，上他的课分数容易得，只要交一份作业都及格。他开选修课，选的人很多，我记得第一堂课交选课单时，80多个人；第二堂来听课的，20多个人；第三堂，5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第四堂课我琢磨还去不去，后来一想，5个人，再去一次吧。到那儿一看，就我一个人。我想走，吴之春先生来了。他一上讲台，瞪大眼睛，用湖北话问我：“你还来啊？”我说，吴先生，我在听。他说你不要来了，以后到我家里去好了。所以每周三的3、4两节课到他家里去，就是面对面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那时候北大是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作业做好就得了。当然那时候作假的人也少。

　　西洋思想史专家吴恩裕先生——他也研究红楼梦——跟我无话不谈。他爱听京剧，我也爱听京剧，有时候他买到两个留声机片子，马上就跑到宿舍来找我：“文典，今天晚上来啊！”到那里去，一杯清茶，有时候两个烧饼，我们就一起听京剧。

　　当时俞平伯还在，贺麟也在。俞平伯先生也很有意思，他不修边幅。学校有个邮电所，很多老师、同学在那儿寄信，他近视眼，一进去把两边的人都挤开了，他先来。我说这不是俞先生嘛，他好像也蛮不在乎。

　　我在历史系读了一年，因为我对外交史、国际法有兴趣，系主任郑天挺先生说，既然对外交史有兴趣，转到政治系去吧。他还帮我去政治系联系，政治系主任王铁崖先生同意了，所以我就转到政治系。当时是没有门户之见的。

　　卖了裤子衣服去听梅兰芳

　　我感觉在北大最受益的就是和一些朋友一块儿闲聊，特别是读研究生那段。那时宿舍里面12个小房间，一人一个房间，楼下一部公用电话，还有小厨房、卫生间、洗澡间。每天下课了回来休息，或者吃完晚饭，一人一张扶手椅，就在宿舍前的院子里，捧着开水开始瞎聊了：我今天看了什么，我是怎么看的；我今天读了什么书，我是怎么感觉的；我今天听了谁的报告。就在那儿聊，一聊一两个钟头。哎，我就感觉我也听了那个报告、读了那个书。

　　那时候周末活动也很多。我是南方去的，一到周末就去游览。北京城的老城门，还有那些老街道、老市场、庙会，我都去过。我们还组织去游长城、香山、颐和园。有时候去听京剧、相声，有时候去赶庙会，吃街边炖的羊杂牛杂。

　　解放后，梅兰芳、周信芳在北京第一次演出，我跟几个同学很高兴，但是没钱买票。怎么办呢？我就卖了两条裤子一件衣服，连夜去排队买票。我们买的楼座，坐成一排。梅兰芳解放以后经常听，到底老了，比不上以前了，以前灌的片子那的确是唱得好。马连良啊，杨宝森啊，叶盛兰啊，这些都听过。

　　侯宝林的相声，当时5毛钱一张票。现在说相声没有谁能比得过侯宝林，老前辈就是老前辈啊，那功夫真的不一样。他的相声生活气息比较浓，说出来的东西就跟你很接近。现在的相声我不愿意听，他不是说，是喊，老在打闹，没意思。侯宝林跟郭启儒就不一样，就站在那儿说，一听起来味道很足，没有人比得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