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后，西部大开发政策再次发力。

　　1月18日，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主任，曾参与起草西部大开发文件的杜平告诉本报记者，不同于前十年的发展规划，新出台的下一个十年规划重点将由投入硬件建设，“打基础”的阶段转向以“富民”为主要目标。其政策内容相较以前“有调整，有变化”。

　　本报记者获悉，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对西部大开发规划做最后的修改和酝酿。“原定一月中旬出台，但是为了使规划更加稳妥和全面，目前定于4月前后出台”，相关省市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转向民生的新规划将继续探索求解城乡二元化的难题，其具体内容将涵盖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

　　杜平表示，下一个十年，中国西部内陆城市将进一步向沿边开放，发展次区域经济。

　　西部要进一步向周边国家开放

　　前述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目前西部各省市对于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目标、任务、重大工程以及政策措施的意见已经上报至发改委，后者将在调研的基础上做出统筹规划。

　　据杜平介绍，十年以来，西部省市GDP总量增长约为12%，人均GDP增长也达11.5%左右，超过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在发展速度上来讲，东西部的差距在缩小，从总量上看，西部地区占全国GDP比重有所增长，但是人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存量太大，增量不足以弥补。”

　　在接下来的十年，西部开发政策将迎来“大变化”。

　　“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所以，西部地区前10年的开发，中央非常注重在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主线是打基础。”杜平说，目前西部地区的基础已经比较牢固，而下一个十年的主题，将是富民。“打基础的政策和共享成果的政策还是会有很大的区别。”

　　转向民生的新规划，将带来更多机制，制度的创新，其具体内容将涵盖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

　　据杜平介绍，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个十年的政策成效做评估，评估机构聘请中立机构。虽然最后的评估结果尚未全部揭晓，但是已经可以判定西部大开发的前十年政策成功，并将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评估也表明，相较前十年，目前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带来了思路的修改，而修改方向即为改革。

　　“改革就要允许试错，要充分探索西部地区再分配体制，税费以及社会管理的改革。”在改革的同时，西部地区将进一步开放。“现在由于西部虽然已经有了经济基础，但开放意识还不够，后10年的大开发，国家将更加注重在‘开放’中加以引导和扶持。”前述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据杜平透露，西部地区开放的重点，是推动西部地区与西部周边国家的全面合作。

　　“但是，西部的开放与此前的东部开放有很大不同，要避免走东部沿海地区开放的老路。”根据杜平的介绍，西部开放的规划将不是简单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是通过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多方面的开放合作，改变传统开放模式。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中越建设“两廊一圈”、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全面启动，与东部沿海的开放不同，西部开放将进一步借力这些区域合作，发展次区域合作中心。

　　在对西部周边国家开放的同时，西部还将进一步对中东部开放，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能源、节能、环保、旅游、金融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与周边各国共同发展。

　　而在国家信息中心“西部大开发中的城市化道路”课题组负责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看来，下一个十年，西部开发“必须要让西部做东部做不了的事情”。对此，他建议在民营经济政策、鼓励人才流动、土地承包权等多个方面放宽界限。

　　成都样本

　　在西部大开发的下一个十年中，如何破解城乡二元化的难题将继续成为探索的重点。基于此，前述负责人向本报记者介绍，先行进行城乡统筹改革的成都、重庆三年以来的改革经验，将被更多的借鉴。“很多已经证实可行的具体做法，将出现在下一个十年的规划当中。”

　　2007年6月，成渝两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城乡统筹综改试验区，一系列的试点改革，在两地陆续开展。这场开展于西部的大规模探索，因两市自然条件、发展水平和行政体制的差异，路径有所区别，但其实殊途同归。

　　以成都为例，该市不具备丰富的矿产资源，且地理位置无法发展港口经济，但是作为区域性城市中心，汇集了区域内多种生产要素。为此，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以要素市场化为导向启动。

　　其中，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并以之带动农村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被认为是破解城乡二元体制的关键。

　　2008年1月，成都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建立“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

　　根据课题组的调研，当年，成都共有222个乡镇，1700个村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涉及农户122万余户。到2009年，成都确权颁证基本完成，农村产权交易实现流转5.5万宗，金额25.4亿元。

　　对此，杜平认为，城市发展和乡村发展的互补在重庆的综改试验中非常明显，它可以将农村的优势“潜在变现在”。“尤其是在盘活农村集体用地制度上有很多值得总结借鉴之处。”

　　按照杜平的说法，其“优势变现”的逻辑在于：通过优化整合为工业化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把低投入产出率的土地变为高投入产出率的土地。同时，通过土地的盘活和整理，政府获得收入，反哺农民。

　　“成都作为综改试验区，采取了很多灵活的方法，至于哪一种方式更好，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出现的问题不足以推翻否定程度的改革进程。在下一个十年中，西部改革，允许试错。”杜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