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校官八成倒在基建领域

　　案发时间与高校扩招同步 专家认为 校舍扩建提供腐败“温床”建议取消高校行政级别

　　2009年10月，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被湖北省检察院批捕。导致这两名正厅级“校官”落马的原因，是他们涉嫌在该校学生宿舍的建设中受贿。

　　武大高层的腐败，在高校基建领域不是唯一，但是在众多的高校基建领域腐败中，却成为引起平静水面波澜的那粒石子。

　　高校腐败·现象

　　超八成高校腐败集中在基建领域

　　记者发现，在本报记者整理的64例落马校官或教职员工中，主要集中在基建、招生、采购等领域。在这份不完全名单中，52人因基建领域犯罪，占到总数的超八成之高。

　　2008年，北京市海淀检察院检察长孙力就曾经表示，近年来高等学府已成为职务犯罪的多发领域。高校职务犯罪发案部位相对集中，基建、采购、后勤和招生领域，成为了高校腐败的四大“病灶”。

　　据新华社报道，相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落马的大学高官，七八成以上是因在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同时，由于大学变成市场主体，但监管体制没改变，集官、学、商于一身的大学官员，在教材集中采购、招生、后勤服务等众多环节，也可轻而易举地找到中饱私囊的机会。

　　这与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的数据基本相符。

　　●专家分析

　　基建腐败案不是新现象

　　专家指出，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不是高校基建领域犯罪的开端，在他们之前，就陆续有人在基建领域倒下。

　　近几年，全国各地大学爆出的众所周知的腐败案件有：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10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元；湖北近年已有五六所大学的主管官员因腐败落马，包括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陕西近3年已查处80多宗大学经济案，倒下7名厅级校官……

　　高校腐败·手段

　　对承包商吃拿卡要

　　来自《河南法制报》的报道称，高校基建腐败案主要犯罪方式包括单位负责人收受工程承包商贿赂、暗箱操作发包工程，基建工作人员利用购买基建材料之机索贿受贿，财务人员利用划拨、支付工程款的便利对承包商吃拿卡要等。

　　如方光力在担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后勤服务中心副经理、经理和郑州航院新校区建设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正处级）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工程承包商和原材料供应商贿赂19.6万元，为他们在承揽工程、签订购销合同方面提供帮助。

　　在后勤管理环节的主要犯罪方式有：利用购买教材、图书、物资装备之机大肆收取回扣，“明扣”转入“小金库”集体挥霍，“暗扣”则中饱私囊；假借办理劳动工资、缴纳失业保险金的名义，挪用公款从事营利活动；利用管理学校食堂、超市等便利，贪污挪用租金或收取承包商的贿赂。

　　如安阳工学院图书馆原馆长朱华平（副处级）利用购买图书的职务之便，收受图书供应商回扣12万余元，并将其中9.4万元据为己有。

　　●专家分析

　　恢复高校办学本来面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造成高校腐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高校本来是一个学术领地，却具有了太多的行政化色彩。

　　熊丙奇建议，在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中，应下定决心，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恢复高校的办学单位本来面目；要在高校探索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机构，学校内包括征地、盖房、扩招、投资等重大事宜，均由理事会决策，而有关教师评价、学生招收、学位授予等教育与学术事务，则由教授委员会决策。

　　高校腐败·发现

　　伴随高校扩招发生上世纪末爆发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高校腐败的发生和蔓延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期萌芽，90年代中期发展，90年代末大面积爆发。

　　1990年之后的10年，北京市海淀区内32所院校中，一半染上了腐败病毒，24起案件26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这样的纪录，被陕西省高校一年刷新。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陕西省查办的高校腐败案件36起61人，其中处级干部22人。

　　●专家分析

　　基建犯罪样本连年翻番

　　南京工业大学基建处办公室主任孙义分析了高校基建部门100份犯罪样本，1999年，南京市高校基建部门职务犯罪仅1件；2000年猛升至4件；2001年又翻番为8件；2002年头3个月就查办8件。

　　这组数据佐证了 “20世纪90年代末大面积爆发”的观点，巧合的是，这一时间恰恰是中国高校大面积扩招的时间点。

　　高校腐败·溯源

　　高校扩招 大搞建设提供腐败“温床”

　　以下数据或多或少说明90年代末大面积爆发的高校腐败问题和1999年开始的扩招扩建不无关系。

　　有关数据显示：在1999年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而从1999年开始，高校开始超常规发展。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80万，到了2005年飙升至530万人，增加了近两倍。

　　与招生人数同步增长的，是高校硬件设施的大幅度跟进，在短期内出现如此巨大的基建项目，无疑为高校基建部门提供了腐败的“温床”。

　　●专家分析

　　工程量大却缺少监督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一次研讨会上称，从1998年到2005年4月，平均每年新建校舍300万平方米，大多数学校每年完成的基建工作量都在20万至30万平方米之间。新建、改建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的面积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

　　据报道，自1999年至2001年，中国政府累计投入资金70多亿元。但这笔资金对扩张中的中国高校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如果按照当前北京大学约有3万学生计算，当年扩招的规模，需要在中国再建120所北京大学。

　　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高校短期内出现如此巨量基建项目，得不到有效的监督，而基建部门的权力就无限制地放大，所以无疑为高校基建部门提供了腐败的“温床”。

　　高校腐败·开方

　　治疗高校腐败顽疾须取消高校行政级别

　　熊丙奇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高校基建领域腐败的爆发恰恰和我国高校的大规模扩招是同一个时期。

　　表面上看来，是高校的扩招导致了高校腐败的爆发，但事实上，高校基建领域的腐败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高校体制的问题。

　　我国著名反腐败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高校已经成为众多腐败领域中的高发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高校的日趋行政化，高校领导集行政级别和学术级别于一身，还分管基建，这样很容易造成监管的缺失。

　　林喆建议要想治理高校腐败问题，首先剥离高校的行政权，然后建立三个委员会，一个是校长负责的管理委员会，对教职工的安全以及全部教学负责。

　　另一个是成立学术委员会，由博导等专家队伍组成对学术水准进行把关的委员会，校长不参与其中。

　　第三个委员会就是市场管理委员会，由董事会负责基建，校长一样不插手。而这三个委员会既相互牵制，又各司其职。“如果不剥离高校的行政级别，治理高校腐败只会治标不治本。”林喆和熊丙奇都这样认为。

　　文/记者朱治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