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地震过去10天，第八支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营地内，各组队员借助对讲机互报平安，唯独一个声音不再响起。

　　政委李钦的对讲机与队员的对讲机不同，天线细细长长。无论什么时候，政委的对讲机总是开着。一旦外出执勤队员汇报情况，其他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政委的声音已然由对讲机传出。

　　防暴队员6天前在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团）总部大楼废墟中找到政委的遗体和政委的对讲机。政委身体下，护卫着一名同事……

　　“会这样做”

　　海地首都太子港，防暴队营地内，16日上午，强烈地震发生后92个小时，对讲机发出声响。

　　“10时47分，发现两具贴在一起的遗体，上面一具疑似李钦，”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员张宏文在联海团总部救援现场冲着对讲机大声汇报，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听到这句话，营地内哭声一片。

　　“一根大梁重重压在政委左腰、左臀和左大腿上，”张宏文回忆道。“救援人员用吊车和钢绳把大梁向上吊起。看到政委怀中抱着一个人，一看就是在保护他。政委当时的姿势，历历在目。”

　　李钦，47岁。他的身体下，他的双手护卫下，是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郭宝山，60岁，系8名中方遇难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地震海地时间12日下午发生时，包括李钦和郭宝山，8名中方人员正与联海团团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赫迪·安纳比在联海团总部大楼4楼会面。

　　“我们政委确实会这样做，”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后勤分队Ａ小队汽车修理员兼驾驶员王铋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什么都想着别人。每位队员家里有什么亲戚，家里有什么事情，他全都清清楚楚，对每一位队员都爱护有加。”

　　“都安全吗？”

　　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总部大楼停车场，12日下午，地震发生后瞬间，对讲机急呼。

　　“队员们都安全吗？都安全吗？！”

　　那是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副队长杨天宇的声音。

　　地震前，杨天宇就在联海团总部大楼楼下停车场，等政委下楼。

　　“这时，突然地震，车上下抖起来，抖得相当厉害。我赶紧下车，抬头一看，眼前的联海团总部大楼正在左右摇晃。然后，地面狠狠震动了一下，联海团总部大楼整个‘砰’一下坍塌，大楼整体滑下去，重重砸在地上，” 杨天宇说。

　　“拿石头敲”

　　焦急时刻，杨天宇发现，“石头缝里钻出一个人，是联海团民事警察行动处处长让·克劳德，法国人。他的办公室在一层。”

　　“然后，我们发现一名菲律宾籍女伤员。我们一些人把她抬到菲律宾营地，另一些人继续手脚并用往废墟上爬。”

　　杨天宇带着两三名队员冒着余震爬上废墟。

　　“一站到废墟上，我心都凉了。5楼、4楼、3楼全都挤扁在一起，一点空间都没有。我大叫：‘政委！政委！’我向队员喊：‘赶快拿手电！’那真是无计可施……我想用手电照，拿石头敲。”

　　即使地震10天后，杨天宇说起那一天的经历仍然神色焦虑：“我只听见里面有动静，知道脚底下有活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时候一静下来，脑海里全都是那些场景，”防暴队二分队五小队副小队长邓学海说，“那天在废墟，我知道政委他们就在我脚底下。但是，那些石头，搬不动就是搬不动。”

　　“坐在那堆水泥上，我流干了眼泪，”邓学海嘴角开始颤抖。“我抡起大锤，拼命敲，但人的力量实在太小……我想我怎么会这么没用。地震的时候，这房子怎么会这么脆弱，‘轰’一下全倒了；可为什么我们敲的时候，怎么敲也敲不开。”

　　那一天发生的那一切，不堪回味，促使防暴队值勤官鲍梦琼流泪复述政委常向队员们说的那句话：“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怎样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带回去。”

　　“完美主义”

　　类似的话，防暴队值勤官王润泽听过：“他（政委）有一次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小娃娃，我一定要把你平平安安地送回你父母手中。”

　　王润泽现年26岁，记得“政委经常叫我‘小姑娘’、‘小娃娃’。他老说，你们这些小娃娃，可真叫人操心啊。又说，小娃娃，你可不能再减肥了。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心上，常说谁又胖了一些，谁又瘦了一些；谁这两天又没跑步，谁跑了步，挺勤快的……”

　　防暴队一分队指导员李治全说：“从进太子港那天起，他（政委）的对讲机就没有关过。只要有一个队员在外面，他就要随时掌握队员在外面发生的一切。”

　　在李治全眼中，“政委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常说‘事不过夜’，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我们说政委你要休息，他开玩笑说，等我回国再睡。”

　　“好好干吧”

　　如果没有前一天地震，13日原本是第八支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接受“和平勋章”的大日子。第八支防暴队为13日授勋准备了一个月。

　　“政委最后一次和我说话是8日，”邓学海说，“那时我们正为授勋做准备，练刺杀操。我站在第一排，政委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吧。不要出错。这是我们中国防暴队最后一次接受授勋，不要给中国防暴队丢脸。’”

　　把脸埋在手掌中，邓学海回忆：“政委最后留给我的一句话是‘好好干吧’。”

　　谈及自己最后的记忆，李治全脸上呈现一抹淡淡的笑容：“9日凌晨3时左右，我和政委在营地咖啡屋聊天。政委搂着我的肩膀说：‘治全，我们走一下。’我记得那时候空气真好。”

　　“每走上十多米，我们就停一停，看一看。从咖啡屋到菜地，从菜地到营房，我们用了半个多小时，把整个营地走完一遍。他说，这8亩半营地是我们亲手建成，应该在营地每个角落都照两张照片。”

　　“政委说，我们的营地很漂亮，在各国驻海地维和部队、警察防暴队中最漂亮，没有哪个能与我们比，”说到这里，李治全抑制不住眼泪。（新华社特稿，发自太子港）

　　■记者手记

　　最“艰难”的采访

　　采访十分艰难。

　　三分队九小队副小队长王业华一直趴在桌前闷头哭。其他人一边说，一边大滴大滴掉眼泪。

　　“其实我已经越来越害怕听到‘李钦’这个名字以至‘01’或‘政委’这一称谓，”防暴队文化干事纪恩瑞坦言。

　　当王业华终于整理好情绪，能够一边哽咽、一边说话时，说出的话语依然连不成句子：“96公斤……80公斤……太操劳了……”

　　再问，总算得到连贯的解释：“第六支防暴队刚组建的时候，李钦政委（体重）还有96公斤左右。到了海地，短短几个月，体重降到80公斤。”

　　“在昆明时，他的照片上，看着肚子挺大，还让我们宣传干事用图像处理软件把肚子变小一点。可后来，他原先那些军装全都穿不了了，（人）太瘦了，需要重新做，”王业华说着，又把头埋在手臂间。

　　防暴队员们愿意讲述，但记者却不忍心继续发问。（新华社特稿，发自太子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