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吴 飞

　　●人大和政府没有根本的矛盾，但作为代表，我必须对我的选民负责●在一个法治社会中，你可以驳斥我，但是你不可以敷衍我

　　裴蓁代表很忙，据他说，2009年中起码有200天他每天只睡3个小时。

　　“那你一年里到底提交了多少份书面意见？ ”记者问。

　　“168份，涉及168个局委办和有关部门，”裴蓁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

　　“其中有多少份并非一次办结，而是和相关部门进行了反复沟通？ ”

　　“没有一份是一次过关的，每份背后都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一年中和政府部门的沟通多达数百次。 ”

　　“这数百次沟通下来有什么感触？ ”

　　“每一次都是和对方的一次心理沟通，和对方的一次普法交流。我强调交流这个词，我的努力代表了我背后的选民，他们赋予我的发言权让政府部门告别往日他们的独白年代。 ”

　　督办小区旋转铁门整改，当众“放炮”

　　裴蓁，市人大代表、浦东新区法制办主任科员、有28年党龄的中共党员。裴蓁代表今年58岁，头发有些花白，但精力充沛，说起话来缓慢、宏亮而有条理。

　　去年上海“两会”期间，裴蓁递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关于完善居住区出入门禁安全监管的建议”，这份书面意见与许多居住小区安装的旋转铁门有关。“早些时候，出于防盗考虑，政府出资在一些居住小区的边门设置安装了旋转铁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是旋转铁门的养护形成真空，二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子眼、监控探头，其防盗效果都远远好于旋转铁门。”裴蓁说，“何况旋转铁门屡酿悲剧，对居民的生命安全已经形成一种威胁。当生命安全与防盗安全相比，当然是生命安全要重要得多。”

　　裴蓁如是解释提这份书面意见的初衷，可是这份书面意见提交后，“每个有关部门都不以为然，每个部门都认为关键不在于本部门。”裴蓁说，其中主办部门房管局将这份书面意见列为留作参考意见。

　　直到去年10月1日，悲剧又现，一名年近80岁的老太太被卡在浦东桃园小区一扇旋转门间。后经公安民警及消防员用大力钳剪断锁在旋转门上的环形锁后才将人救出，但经120救护人员确认，老太太已经死亡。

　　两周后，在市人大对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督办会上，裴蓁当众“放炮”：“死亡是一个人最大的悲哀，但不应该成为活着的人扯皮的理由。”他言辞犀利。

　　在对公安局的督办会上，裴蓁同样质询：“你们给我这样的回复，你让我怎么向我身后的选民交代？”

　　后来，“关于完善居住区出入门禁安全监管的建议”被采纳，并被提速办理。

　　关键词1·负责

　　涉及选民利益，“小文章”也不依不饶

　　可能与调结构、保增长、办世博、抑房价这等事情相比，旋转门问题微不足道。裴蓁提的168份书面意见中，多的是上海某处某地的旋转门、盲道、实有人口，甚至公用厕所等“小文章”，而因针对这些“小文章”又不依不饶的强硬态度常被不少人看作是异类。

　　但裴蓁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异类”，在他看来，人大代表和政府“叫板”迟早会成为一种潮流，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先行者。

　　“在中国，转变政府职能是时代的主潮流。但是现在仅仅是个开头，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走在前面，去尝试去推进，虽然走在前面的人往往会付出代价，但是我仍愿意去告诉与我接触的每一个人，怎么样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裴蓁对记者说。“人大和政府没有根本的矛盾，但作为代表，我必须对我的选民负责，否则下次他们不会选我，会去选其他人，所以当政府有的行为与我的选民利益发生冲突时，我就必须和他们较真。”裴蓁说，“比如这个旋转门问题，现在人人都知道时间的宝贵，但是好像唯独政府不知道。行政效率如何提高，这也是政府改革的目标。我拿旋转门这件事情出来和政府较真，希望能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推进一小步。”

　　查证落实，至少三到现场搜集证据

　　裴蓁这样归纳自己168份书面意见：首先用最精简的文字表达有这么一桩事情，其次用大量的照片作为证据，最后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用文字表达一桩事情容易，而搜集证据和提出措施并非易事。

　　为了搜集证据，裴蓁经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提书面意见的时候我先去现场一趟，拍下照片。等有关部门回复解决之后我再去一趟现场，实地考察到底是否解决，如果是确实解决，我过个一两个月还会再去，看看长期解决还是暂时解决，问题会不会复发。”裴蓁说。

　　他有一份关于侵占盲道的书面意见便是如此，有关部门回复解决之后，他回到现场发现一切皆无变化，他再去沟通，再去现场，直到他亲眼看见问题解决为止。

　　至于提出措施，那更需要宽厚的知识面和大量的法律依据。“我学法律40年，就是要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而当上人大代表之后，我还是发现原来的知识不够用。这一年来的履职过程，也是一次学习的过程。我要确保我的每一份书面意见，都是有理有据，在法律上完全站得住脚。”裴蓁说。

　　每一次裴蓁与政府部门的交锋，也正是围绕这三方面：“第一，我和他们一起论证，我说的事情存在与否；第二，我和他们一起论证，我提供的证据属不属实；第三，我和他们一起论证，我提出的措施是否可行。”

　　关键词2·顶真

　　我要的不是态度，而是处理的结果

　　“但这样的沟通，也常常开展得很不顺利。”裴蓁说，他有一份关于磁浮列车应该向乘客提供如何应急逃生告知的书面意见，就已经和相关部门沟通了6次仍无结果。“首先他们认为磁浮列车不会发生事故，所以不需要告知，我就举出证据，磁浮列车在2006年不是就发生过火灾么？”“然后他们认为每个旅客乘坐磁浮列车的时间只有7分钟，要发生事故也不会发生在7分钟里面。我说这种说法太荒谬了，我说的是万一，你不能用一万来应对我的万一。”“其他乘用工具，飞机、火车、轮船，都会发放应急逃生告知，而磁浮列车作为上海窗口性交通工具，尤其在世博期间，难道没有必要向国内外乘客提供必要的应急逃生告知么？”“我已经和他们沟通了6次，他们的态度非常良好，总是表示我提的意见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但关键在于，这些部门总是觉得自己是强势的，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人大不是在监督指导他们而只是对他们工作的有益补充，所以他们会依旧照自己的一套去做，反而觉得是我在顶真。”“但这不是我在顶真，我只不过希望能走到每一个角落，去关注法治意识。法律是不能商量的。因此我要的不是有关部门的态度，而是问题处理的结果。在一个法治社会中，你可以驳斥我，但是你不可以敷衍我。”裴蓁代表说。

　　我努力的目的是让政府告别独白年代

　　去年市人代会上，当裴蓁代表交了六七十份书面意见的时候，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的同志就劝他别交那么多，否则整整一年的时间都忙不过来，现在他不仅忙了过来，还将书面意见的量增加了将近一百份，付出的代价是200天每天只睡3个小时。他的书面意见数量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他说这些努力的目的是让政府告别独白年代。

　　裴蓁代表想了一想对记者说，他觉得自己很孤独，他其实很渴望被理解。他做了那么多事情，“放炮”也好，顶真也好，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也好，和政府部门一个又一个电话来去也好，他只是希望别人能够理解他的一种理念，一种关于民主与法治的理念，一种刚刚在中国生根，却还没有茁壮生长的理念。

　　看得出，裴蓁代表对自己一年的成果仍是有些满意的，即使许多份书面意见在政府部门会碰上几次壁，他仍对这样的过程满意。

　　他说：“30年前，一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开始展开，在当时看来那样的改革不可思议，但是今天来回望，那场改革无疑值得去纪念。经济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由权利缺乏走向权利觉醒，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难免会有对权利的‘防卫过当’，有人认为这都是民主与法治惹的祸，但若等时间翻到了下一页，从历史角度回顾，同样会纪念今天。 ”

　　裴蓁又开始准备新一年的书面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