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群体性事件成执政最大挑战

　　腐败永远是人们对政府意见最大的地方，现在的腐败已经从腐败事件转化为一种腐败文化，这是很危险的，未来10年，国家反腐成效的好坏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首个国家级应急培训基地将在国家行政学院挂牌，采用案例教学对高中级官员进行轮训。

　　这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家行政学院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国家行政学院应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透露，这个应急培训基地就设在国家行政学院内，早已破土动工了，主体建筑将在2011年底完工。现在，国家行政学院筹备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基地的教学工作，正在等待有关部门的批复。届时，将从国家行政学院内部抽调一部分专业教师，再吸收一些其他院校的教师，专责各级官员的应急培训。

　　这个庞大工程背后透露的讯息，是国家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关注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在经历了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一系列突发事件之后，“应急管理能力”成为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一环。

　　《瞭望东方周刊》就此问题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他认为，未来10年中，群体性事件将是中国社会稳定最大的威胁，也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大的挑战。

　　国家反腐的成效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应急培训基地的培训重点是什么？

　　竹立家：核心就是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

　　从2000年开始，我们国家的群体性事件开始显示出增加的趋势。我们曾经做过统计，从2006年到现在，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这和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1949到1978年，这30年我们以政治为中心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结果经过“文革”的冲击，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从1978年到2008年是第二个30年，这30年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第三个30年是从2009到2030年，国家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社会制度的建设。而其中，从2010到2020这十年最为重要。

　　同时，中国社会也进入了艰难转型期，社会矛盾急剧增加，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框架的建设来规范社会行为和政府行为。这也是从现代化走向现代性的重要阶段，社会必然要经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因此处理好群体性事件非常重要，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瞭望东方周刊》：未来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都有哪些？

　　竹立家：中国未来面临的五大问题，都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触发点。

　　第一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这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出现了背离；

　　第二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会引发不安和动荡，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三是腐败，腐败永远是人们对政府意见最大的地方，现在的腐败已经从腐败事件转化为一种腐败文化，这是很危险的，未来10年，国家反腐成效的好坏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第四是就业问题；

　　第五是社会信任感的丧失，这种不信任充斥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而这恰恰是一个国家的软价值，信任感缺失，足以给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地方一把手还没有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消息的意识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行政学院也曾开设过关于应急管理的课程，通过实际接触，你觉得现在各级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怎样？

　　竹立家：我觉得普遍来讲，党政干部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不足，从石首事件和瓮安事件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从内容上，危机分为三种：第一类是社会矛盾诱发的群体性事件；第二类是突发事件，比如矿难；第三类是自然灾害，比如汶川地震。其中，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难度是最大的，因为每个群体性事件诱发的社会矛盾的节点不一样。

　　拿瓮安事件来说，首先，政府处理事件的程序和过程不透明。涉及群众情绪的事件，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公开事情的全过程，避免谣言的出现和散布。任何群体性事件都是伴随着谣言，所以政府必须成为消息的第一和最终出口。现在地方的一把手，从观念和意识上还没有确立起要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消息的意识。

　　我们国家处于转型期，必然要触发很多利益冲突，发生群体性事件很正常。但是现在的地方官员对群体性事件非常害怕，都觉得会影响政绩，这就客观上提高了信息公开的难度。

　　从公开的方式来说，也缺乏基本的技巧。一个事情出来了，官员应该怎么说，公安局应该怎么说，新闻媒体怎么说，完全没有准备，大家各执一词，造成了舆论场的混乱和老百姓的不信任，更加激化了矛盾。

　　另外处理结果和处理程序要公开，从瓮安事件到石首事件再到三鹿奶粉事件，这些重要节点上，地方政府处置的都有问题。

　　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很多是目的不明确带有起哄性质的

　　《瞭望东方周刊》：成立了培训基地以后，培训的内容和方式是什么样的？

　　竹立家：我们主要是通过案例教学，情景再现的方式进行技术细节的培训。

　　培训重点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县市级领导。过去我们也做过省部级领导的培训，但是最接近矛盾核心的，还是县市一级。

　　培训对象大致也要分为三类人：决策层、执行层和政府新闻发言人。

　　对决策层，也就是政府一把手，培训重点是从意识上树立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的观念。

　　对执行层，像公安局、政府各部门、质监局、卫生部门、能源局等等，重点是要告诉他们，群体性事件爆发了，他们必须首先赶到现场进行协调指挥，不能等政府发话才到现场去。而且一些不相干的执行层面的官员不能轻易说话，更不能跟媒体和公众乱说话。我们的地方政府，现在大部分都有新闻发言人，以后必须通过一个出口来公开事件的有关信息，就是通过新闻发言人。

　　而对于政府新闻官员的培训，重点是如何及时发布事件信息、处理方法和处理程序。另外就是如何说话。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政府官员的一句话，让事态变得更糟糕。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方法，是否西方有更先进的经验？

　　竹立家：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是中国人的心理和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对政府有传统的信任感和依赖感。

　　另外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来讲，我们的人民格外重视社会公平，对任何的不公平都显示出极大的愤怒，而西方文化心理相对要温和自由一些，他们认为社会公平和自身能力相关，没有不公平，只有没能力。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民更加敏感易怒。

　　中国人的从众心理也很强，而西方讲究个性。所以西方的群众游行，价值理念很清楚， 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很多是目的不明确带有起哄性质的。

　　所以各种因素决定了我们要总结自己的案例，不能照搬西方经验。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在危机处理上，我们有没有比较成功的案例？

　　竹立家：我认为汶川地震的处理很不错。总的来说，不涉及利益问题的公共事件处理得比较好，涉及利益纷争的，我没有发现成功的案例。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对我们国家来说，完善政府危机处理能力的方向是什么？

　　竹立家：危机分为两种：一种是技术性危机，一种是经验性危机。2004年出现SARS，属于经验性危机。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所以处理得不算很好。后来总结了一些教训，在应对甲型流感的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套应急预案，应对比较得体，所以甲型流感就成了一个技术性危机。

　　一个成熟的政府，应该有能力不断通过危机处理的案例来总结经验，以最快的速度把经验性危机转变成技术性危机。这也是我们国家危机处理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