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炒”中国：是献媚还是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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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李荣荣
1月2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宣布：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这一消息引发西方媒体高度关注，多家媒体纷纷预测中国将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里，中国表现引人注目。在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上，“听中国怎么说”已成为一种常态。而美国《福布斯》杂志2009年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干脆直接打出了“中国已是超级大国”的题目。
于是，国际上开始热炒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中国家希冀从中找到富国之路，发达国家也试图借此寻求复苏的灵感。但人们很快发现部分西方人士热炒“中国模式”的深层动机，那就是要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说白了，就是“捧杀”中国。
鼓吹中国“拯救世界”
想让中国承担更多“责任”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访华期间强调：“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相反，一个强大且繁荣的中国的实力上升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力量。”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开始热炒所谓的“G2”模式，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中美共治”时代。按照西方的逻辑，既然中国已经具备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应该对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9年两次G20峰会上屡被提及的“G2”概念，再次被搬到年底的气候峰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德波尔指出，美国和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40%，没有中美两国的具体承诺，很难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任何协议。但事实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承担着不同的责任。西方国家显然居心叵测，试图用气候问题来阻挠中国的发展。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所华裔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黄靖博士分析说，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是想让中国逐步按照它们的价值理念和博弈规则来出牌。如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早在2005年9月就明确提出中国应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
对于西方国家的“捧杀”，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3日的一篇题为《“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做了很好的解读。文章写道，7月27日至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探讨的主题非常广泛，虽然每个主题都未能实现具体成果，但这次对话却为两国提供了一个“一起思考和探讨世界课题的平台”。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不过，文章进一步指出，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案是NO。
文章称，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20年前，美国也曾用日本是No.1来捧杀日本。结果几年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长期停滞。文章最后说，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很显然，日本的经历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的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炒热了所谓的“中国模式”。
日本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西方热炒日本“在经济上战胜美国”
中国目前的境况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当年的处境。经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到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步入了令人眩目的鼎盛时期。一时间，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对日本经济奇迹进行了全方位的热炒。在“广场协议”谈判期间，信心膨胀的日本甚至主动提出将日元升值10％。然而，正是因为“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经济几年后陷入所谓“失去的十年”。
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傅高义推出一本名为《日本第一》的书。此书一出，立即在美国引起轰动，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的书之一，美国媒体也对此书进行了大肆炒作。
当时，日本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1952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只是英国或法国的1/3；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日本的GNP与英、法两国的总和相等，超过美国的一半。傅高义在书中宣称，日本在工业和经济方面全面打败美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一如既往地高速发展。1985年对日本来说，是最值得骄傲的一年。这一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对外净资产高达1298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高达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正式结束了美国长达70年的债权国的辉煌历史。当时，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在其著作《金融炼丹术》的后记中宣称，经济和金融大权正从美国向日本转移。
被迫承担责任，日本陷入衰退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美国开始要求日本承担作为经济大国的责任，最重要的就是日元升值。这就有了著名的“广场协议”。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进入了快速升值的轨道。1989年底，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泡沫经济”的严重性，进而采取措施阻止投机，结果使得股价暴跌、地价急剧回落。“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也随之进入长达10年的衰退期，日本人称其为“失去的10年”。
在日本陷入衰退的同时，美国企业和政府却靠回笼的资金转而投资各种新兴产业。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很快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停滞中摆脱出来，创造了长时间经济增长的奇迹。
从喧嚣一时的“购买美国”，到短短几年后“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国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经济圈内很多人士将其归咎于“广场协议”，甚至称这是美国的“阴谋”，表面上看也不无道理。
谨慎看待“中国模式”
其实，中国官方从未提到过所谓的“中国模式”，更别说输出这种模式了。
观点1：目前应慎提“中国模式”
尽管所谓“中国模式”在2009年成为全球媒体热门话题，但《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发表了4篇集中探讨“中国模式”的文章，均对这一提法表示不同看法，显示出官方竭力在西方媒体“捧杀”中国时保持清醒态度。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在《慎提“中国模式”》中提出，现在就讲“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虽然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但中国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提升到“模式”就有定型之嫌。而“危险”在于，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李君如认为，现在讲“中国特色”更好，因为“特色”包含了不断探索的含义和要求。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的文章题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文章认为，“中国模式”如被其他国家成功模仿、形成了某类概念时，再提“中国模式”可能更显科学合理。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邱耕田的文章题为《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这种高代价说明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不成熟和不完善，所以，我们不要忙着人云亦云地谈论“中国模式”，而是应该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我国目前及今后的科学发展上来。
观点2：“中国模式”不适合他国
尽管许多学者鼓吹他国学习所谓的“中国模式”，但这种传说中的模式是否适合他国还是个问题。
《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斯说，从目前来看，中国模式是“地区性的”，包括欧洲、俄罗斯等在内的多数国家可能不会真学习中国模式，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它们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认为，在谈到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模式”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2009年9月26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的事情。“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观点3：“中国模式”经历巨大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提醒说，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确使人感到骄傲，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看到“中国模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挑战，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
外部方面的挑战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时，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其对华经济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事实上，金融危机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弱点，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就是其中一个。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弗里曼就警告称：“中国遭遇的最大挑战是以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
《美元危机》作者、世界著名经济危机理论专家理查德·邓肯则表示“中国的繁荣即将终结”。他认为，中国过分依赖出口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
不论如何，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聚精会神谋发展才是硬道理。
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