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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一把手”财产公开的政改使命

　　“广东要继续承担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的国家责任，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探路”

　　本刊记者/庞清辉

　　“大部分的广东官员都没把这当真。”广东省委办公厅杨坚(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0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讨论修改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透露：广东将逐步实行党政“一把手”家庭财产在一定范围内中报制度。“广东的官员相对来说都非常富裕，财产公开的压力更大。”杨坚说。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黄挺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东政坛近几个月里经历了几场大震荡，而这些官员的问题无一例外都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因此，黄挺认为，广东全省率先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很容易成为热议的话题。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国际上一直被称为“阳光法案”，甚至被称之为“终极反腐制度”。中国自1988年提出这项立法动议一直到2009年，20多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2009年，中国地方政府探索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纷纷破冰。新疆阿勒泰地区、浙江慈溪市、四川高县、上海浦东新区、湖南浏阳市和湘乡市、宁夏银川市等地市先后出台了各具特色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财产申报的选点，先从西部偏远地区开始，再到东南沿海发达省份；先从县级市开始，再到省会城市甚至覆盖全省范围；随着试点层面的逐步攀升，一条逐渐上升的试点曲线也渐渐清晰起来。

　　“自下而上，阻力大；自上而下，率先垂范，影响面会更广。”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倪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和广东省纪委有过多次课题合作的倪星教授认为，广东将逐步实行党政“一把手”家庭财产在一定范围内报告制度，不但对未来广东的官员是个警钟，而且也会倒逼中央在全国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做下去。“从财产申报操作细节上，广东这次不一定会有很大的亮点，但是从过去一直说‘条件还不成熟’到现在破局，这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含义。”

　　财产公开指向党政“一把手”

　　广东省官员财产申报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直奔“一把手”而去。

　　倪星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鉴于副省级以上官员的管理权限在中组部，广东省这次的申报对象可能是厅局级以下官员。

　　而杨坚则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申报财产的只是厅长、副厅长、局长、副局长等党政“一把手”，其他普通公务员则暂时不包括在内。

　　之前财产申报的试点地区，申报人群多集中在科级干部和县处级干部，而各级别的“一把手”都不参与财产申报。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申报对象是“受地委直接管辖的行政企事业单位县(处)级领导干部”，它的亮点在于不仅看行政级别，还看其是否有权，包括了“油水多的部门”有职权的普通公务员。而浙江慈溪市财产申报人群的公示范围则覆盖了该市所有的市管现职副局(镇)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另外特别规定了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也要申报财产。

　　一般而言，在发达国家，财产公示制度主要针对政界和官界的高层，因为下级干部的越轨行为比较容易通过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司法手段来防止。而目前中国的实践恰恰相反。“这也是广东选择从‘一把手’自上而下财产申报的原因，如果改革不把‘一把手’包括进去，那么这种改革往往会成为行政单位内部的一次寻找替罪羊的游戏。”杨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意见稿》中对考察对象的财产申报范围划定为：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中国人的财产关系不像西方那样明确，财产公开的范围是个关键因素。

　　新疆阿勒泰地区当时官员财产公布的信息很少，主要限于官员本人的工资等收入现状，至于财产以及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出于“保护领导干部的合法财产、人身安全以及隐私权”的需要，被列入秘密申报、内部掌握的范畴。

　　而去年慈溪公布的官员公布财产范围，也不包括银行存款、信托资金、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借出款和借入款、美术工艺品等。慈溪市前纪委书记周忠贤几乎每接受一次采访都要强调：“我们做的是‘廉情公示’，不是‘财产公示’。‘财产公示’从未进入过慈溪市纪委的视野。”

　　“如果广东把党政‘一把手’的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公布出来，结果不一定乐观。”杨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广东很多官员的子女都在国外，深圳去年就在全国率先规定，配偶或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今后将不能够担任深圳的党政重要领导职务，收紧对包括“一把手”在内的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问责。

　　但是，广东在今年1月就“突然”公布在整个广东省党政“一把手”的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要公开，仍然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倪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广东省纪委曾给他们发过一个通知，要他们就广东探索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列出几个主题，在今年2月份开个专题座谈会讨论。2月份将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大多认为，“座谈会讨论完之后才会公布”。

　　对此，杨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主要是源于其他省区的无形压力。”他举例说，在去年的同一天，上午上海市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2009年度市级政府部门财政预算，而广州市下午在政府网站上公开了全部账本。上海市政府很快便采纳民意，作出了公开信息的表态。“一个地区的执政行为会对其他地区产生无形的政治压力。”杨坚认为。

　　而这种地区间压力也是倪星所乐见的。倪星更希望财产公开制度以广东省为起点，能够对其他的省份构成压力，带动其他省份，最后推广到全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