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大学多数仍在沿袭苏俄体系，部分在转型，与英美体系接轨。最近闹得很热的北大自主招生事件，若能排除暗箱操作等因素，就是个好的尝试，是在培植“地气”。好的文学家或许将会在这种自主化越来越大的过程中，逐渐上浮出来。

　　2010年第一期《亚洲周刊》，推出“2009风云人物”韩寒，老少学人欣喜相传，让我无比感慨。这位非科班出身、高一就辍学的“叛逆”，堪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陈读书杂，多是“钱锺书、胡适、梁实秋、林语堂”那脉“民国”人。这脉人都有些什么样的精神底色呢？明眼人一望而知。我思考的落脚点则在好的大学和好的文学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上面。因为韩寒口中的“民国”那帮人都是文学家，都是那个时期大学教育的受惠者与施惠者，都是时代的“风云人物”。而韩寒作为一位作家和“风云人物”，却站在“今天的大学”门外。这意味着什么？

　　这些年来，人们深刻地感觉到：中国的教育为什么总出不了大作家和大科学家？我也在深思这个问题。我不否认市场化给我们的教育的开放带来的益处，但教育的商业化的确玷污了学术的神圣性。我了解到，在日本，每所大学的校长和“首相”的社会地位几乎是一致的，仅这一点足见日本人对学术是何等的尊敬呵。而中国大学的某些大学校长只会和商人打交道，以获取经费，这些经费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揣进了自己的兜里。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直接造成了教育水平的降低，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出不了大作家和大科学家，这不足为奇了。

　　记得在2009年我的高级职称答辩会上，一位评委曾经问道：“中国当代没有好小说，你认为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评委很是“知人好问”的高人。因而我的回答很简捷，我说有三大原因：一是白话文运动割裂了读书人和文言文（旧时“母语”）的关系，民国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不能直接看懂文言文。文言、白话其实可以并行。二是“文革”，割裂了社会大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真正站到一片“白茫茫的大地”上。主要原因却在于我们没有“好的大学”。

　　民国时期，我们好的大学和世界一流的大学同步；之后我们慢慢掉队、落后了。为什么说这一点更主要呢？因为前两者的“割裂”，都可以在“好的大学”里得到延续和修复。既然，我们没有了“好的大学”，那么我们的“割裂”，就是比较彻底的“割裂”。在这个“一穷二白”的、没有任何积累，或者说所有积累都被人为铲除，每代人都从“零”开始的大地上，怎么能出现好的小说、好的艺术、好的文化呢？

　　再来看一看好的文学家都是怎么出来的吧。

　　钱锺书、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这些人不必谈，因为他们的身家条件大抵都还不错，全在英美最好的大学念过书，拿过学位，回国后都在“好的大学”里教书，是那种人之尖子，举他们为例没有太多的说服力。就谈少年多磨难的老舍、沈从文吧，他们一个是中专文凭，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学历都不高，完全靠着自身的努力拼搏出来，其经历和普通人就具有了更多的共通性。但他们之所以能打拼出来，照样离不开“好的大学”。后者是“地气”，是“气场”，没有好的“气场”，这些好的文学家是出不来的，至少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

　　老舍最初的作品是在英国伦敦大学写出来的，主要经典作品，则是在济南的齐鲁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期间写出来的，“地气”在大学。沈从文最初的作品，则是在老北大做旁听生时写出来的，代表作又是在办报刊和在中国公学、青岛大学教书等时期写出来的。可见民国时期的大学既出人品，又出作品。

　　现在的大学多数仍在沿袭苏俄体系，部分在转型，与英美体系接轨。最近闹得很热的北大自主招生事件，若能排除暗箱操作等因素，就是个好的尝试。是在培植“地气”。好的文学家或许将会在这种自主化越来越大的过程中，逐渐上浮出来。

　　我有过一个假设，如果我是蔡元培，如果我是老北大校长，那么我现在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校董会，给韩寒送聘书，请他来北大做教授、办报刊，而不是海内海外网罗那些莫名其妙的“博士”。这对北大和韩寒来说，自然互利。

　　从北大来说，韩寒直接接受民国那代优秀作家影响，一切从常识出发，文章写得也不错，人气充足，特别受年轻人喜爱，可以凝聚一股子向上的力。而目前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门类的教授，可能其他都不缺，恰恰缺常识——大概这也是厦门大学引进仅有大专文凭的谢泳先生去教书的原因之一吧？

　　从韩寒而言，他可以在“好的大学”里“通气”，全方位提升自己，到一个新的境地，正如沈从文后来的跨越式发展那样，让自己的作品更为凝练、更为纯粹、更为浑厚。

　　当然，即使我是蔡元培，韩寒能否适应现在的大学环境，并顺势而涨，一同提升，那也是未知的。

　　这种关系不单在文学之与大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及社科领域，何尝不如此？我所敬重的、没什么正经学历的历史学家钱穆、哲学家梁漱溟等人，也都经历了这么一个民间人与“好的大学”之间完美“化合”的过程。

　　民国的大学及其风云人物，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深怀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