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说，“有了钱不会花，那会让世界觉得我们真的很奇怪”。他说，“为北京知识界的主流声音感到悲哀”，并认为在社会政策方面，“当前的认知与研究水平都相当不够。”

　　2009年度“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评选结果

　　十大创新事例　　

　　●陕西神木首推全民免费医疗

　　●廉租住房保障三年规划惠及747万城市住房困难家庭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开展试点，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跨省转续

　　●上海多举措扶持社会组织发展

　　●广东居住证制度力促流动人口享受“同城待遇”

　　●深圳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纳入政府采购

　　●宁夏首创高龄老人津贴并大力推进多项公共服务

　　●广西防城港强化孤儿救助，率先落实孤儿最低养育标准

　　●江苏南京首创投资项目就业评估制度

　　●安徽铜陵打造无择校城市，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八大优秀事例

　　●北京推出养老、助残九大新政

　　●天津推进城乡养老、医保一体化

　　●江苏全面提高残疾人救助、福利、康复、教育保障水平

　　●中央系列政策密集调控楼市

　　●甘肃阿克塞县普及15年“义务教育”

　　●中职农村贫困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除学费

　　●新医改六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启动

　　●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同工同酬步入现实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1月20日在“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评选结果揭晓新闻发布会上为陕西神木全民免费医疗的价值定论。

　　这个定论是以批评来呈现的，他说，在之前，北京知识界的主流声音是否定神木的，理由是：神木经济发达难为他地所效仿，而且可持续性存疑。“如果要实现社会政策的升级，首先要实现知识的转型与升级”，王振耀批评知识界说。他的核算是：神木一年下来，每人免费的公费医疗花销是330元，全国都按照神木的标准实行免费公费医疗的话，4300亿就可以实现了——而在每年7万亿的财政收入下，这只能说明“有了钱不会花，那会让世界觉得我们真的很奇怪”。

　　王振耀的这一结论佐证着“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评选结果。该评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等研究机构社会政策领域的知名专家负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十大社会政策创新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尤其是西部地方政府。包括：陕西神木首推全民免费医疗；宁夏首创高龄老人津贴并大力推进多项公共服务；广西防城港强化孤儿救助，率先落实孤儿最低养育标准。

　　与过去人们认为发达地区才加大民生投入印象大相径庭的是：广西防城港位于广西南部边陲，属于欠发达地区，陕西神木在全国百强县综合经济实力排行中也只列居92位。

　　杨团说，创新首先来自理念、意识等人的思维层面，并不嫌贫爱富，对资源雄厚的地区有特殊偏好。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张秀兰批评了之前对于中国福利政策的一种担心，一些经济学家对未来有恐惧，怕产生福利病，所以不去做，“在劳动保护条例出台时都争议一片”。

　　王振耀说，“比如儿童大病，在很多经济条件远不如我们的国家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离退休干部离退休后享受到的福利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一个普通老年人，因为那里有一个完整的护理体系”。

　　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社会财富从来没有这么多过”，今年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4000美元。王说，财富的迅速增长与现实民生的反差，对我们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和研究者都产生巨大的挑战。

　　而且，杨团说，就是没有类似神木这样的地方政府推进民生，实际上我们也没少花钱，问题在于钱没花到地方。譬如教育，是花在建大楼上还是花在提高教师学生待遇上。

　　而可持续性，杨团说，评选出来的十大创新政策中，很多地方是并不依赖中央财政的。改革开放后，中央实际上给了地方政府相当的财权、税源，地方政府完全有财力来支持进行社会政策的创新。神木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之前就算出支出相当于其财政的1／20，在完全可承受的范围内。在设计之初，就是准备长期做下去的。

　　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责任都压在市场上”。对“高福利”会产生福利病的担心者，张秀兰说，“这就类似于说人总是要死的，所以干脆就等死。”

　　这也是王振耀“为北京知识界的主流声音感到悲哀”的原因所在。“当前的认知与研究水平都相当不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说，要想制定好十二五规划，需要社会达成更多的共识。

　　而阻碍社会认知水平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数目字管理”的问题。一个例子是关于白血病人数量的，有人提出全国400万白血病，儿童有200万。但是一个中学生提出全国儿童也就两亿，岂不是一百人就有一个白血病？经过相关部门的摸底调查，全国每年得白血病的实际也就六七万。王振耀说，“我找点数据都要从报缝里看到就赶紧抄下来。”

　　统计制度的缺陷，也杨团深有感触。她说，说是进入数字时代，实际上是数字荒漠，很多数据都得依赖于每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社会政策没有数据支持，单靠学者拿点课题费，结果还造成大量的重复生产，这是无法为社会政策的创新与变迁提供基础性支持的。所以，专家一讨论，都是谈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

　　不过杨团是乐观的。她说，中国的社会政策创新已越过卡脖子的阶段，进入大量生产阶段，不再完全政出中央。而本次评选，则正是为了让社会政策逐渐走向精细化，引导中国社会政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