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传说中的“烤串人”

　　——有多少劳动者能带着养老保险回家

　　实习记者/雷驰

　　本文背景：2010年1月1日，养老保险在全国范围内转移和接续的新政施行。消息显示，一些在虎年春节前夕返乡的务工者已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作为一座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超过500万“北漂”的城市，北京的养老保险“覆盖率”极为典型。在庞大的“北漂”群落中，“昨天的王宝强”和“今天的王宝强”都不在少数。在近一个月时间内，记者走进与“昨天的王宝强”命运相似的人群——“黑”三轮车夫、“野”装修工、服务员、理发店小老板之中，寻找“养老保险离这一栖居在京城边缘的庞大群体到底有多远”的答案。

　　关于北京，有个传说。无论是谁，只要在北京的繁华地带摆个烤串或麻辣烫摊子，干一年就能发财。

　　在北京的马连南道上，一个白领打扮的女士说：“你不知道吗，这里大排档那些烤肉串的，天气暖和的时候，一个晚上就能卖2000块钱。挣得比我们多多了，光体面有什么用啊？”我四周瞅了瞅，没见着烤串的摊子，便问：“冬天他们不干活？”“那是，反正平时已经挣够了，冬天正好休息。我估摸着，他们是度假去了。”

　　这个传说，是不是为之“怦然心动”的人来北京漂着的原因呢？

　　带着疑问，我开始了寻访传说中的“烤串人”之旅。

　　“黑”三轮车夫老仇

　　○我问他有没有考虑过以后怎么养老，万一有个病什么的？他说“得靠儿子”，如果儿子“将来靠不住的话，也没办法”。

　　北京丰台区六里桥，东临北京西站，西有长途汽车站和长途客运站，南扼京城南大门。庞大的人口流量，让这里成了黑三轮的“风水宝地”。在这里，我遇到了老仇。

　　老仇是踩黑三轮大军中的一员。50多岁的人了，通红的脸上始终没有任何表情。

　　他泊着车正在街边等生意，见我自称“记者”，他用疑惧的眼神反复观察多时后，开口说话：“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老家那里假记者太多了，都是骗子。”

　　老仇的老家在山西省闻喜县，他自称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当过武警。复员回老家后，他“什么事情都干过”，喂过狗，搞过结婚的乐队，和他人合伙搞运输结果赔钱了。

　　2003年，老仇向亲戚朋友借了钱加上自己多年的积蓄来北京“准备做生意”。他花了20万年金包下一个有30间屋子的地下室开招待所，但半年就支撑不下去了，便十几万转给了别人。

　　拿着“赔得剩下的那十几万元”，老仇回了趟老家，把二儿子的婚事和老父亲的丧事都办了。“儿子结婚花了5万，父亲后事花了1万，盖了个新房子花了15万”。由于钱用完了，“还欠着一屁股债没还”，他再次来到北京“挣钱还债”。

　　“刚开始的时候就在南边那个莜面村打工，打了半年，就烤串。”老仇顺手往侧面一指说。因为“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老板只给750块的工资”，他就蹲在路边看人家拉三轮的。“一下子一个5块的，一下子一个6块的。哎？这个好！”他就辞了工作拉起了三轮。

　　老仇花1000多元买了一辆脚踏三轮车又加个了马达，每天早上4点就起来“抢生意”。“生意好的时候，每天能拉100多元，不好的时候也有七八十。好在不要交七七八八的钱，挣一分就都是自己的。”

　　如果被城管抓住，情况就不一样了。“被他们抓住就完了，要罚800块。我有一次差点就被抓了，被他们抓的人，一个月就算是白干了。”讲到这段险情，老仇的脸上有点儿惊魂未定。

　　他现在租住的是300块一个月的地下室，“除了床，就只剩下放鞋子的地方那么大的屋子”。每天晚上回去以后，他跑到别人屋子里把北京台7点钟的天气预报看完了，就睡觉了。

　　在这样的斗室中蜗居着，他不想家吗？

　　“想也只能一年回去一次。”说这句话时，老仇“被冷风吹木了”的脸上掠过一丝悲凉。

　　他的大儿子几年前也在北京当武警，后来在北京做过厨师、保安、美发，但是都不中意，现在在老家待业。由于大儿子还没成亲，老仇还得给他“攒钱娶媳妇”。

　　“你看我的腿。”说着，老仇拉开棉裤腿，里面露出一层层裹着的黑塑料袋。他有关节炎，大冬天里在外面顶着风雪蹬车，便想出了这个“办法”。

　　我忍不住问：“难道在老家，你就找不到一份几百块钱的工作？”

　　“我都五十多岁的人了，什么单位会要我呀？种地根本别想赚钱，我家8亩多的地，4亩都转给别人了，剩下4亩也荒着，种点菜自己吃。”他的语气里透着一股子绝望。

　　他说他还想再拉七八年黑三轮，“干到60岁干不动了为止”。到时候把债都还上，把大儿子的婚事给办了，他就回老家自己“搞烤串，不再受这份罪了”。

　　“野”装修工小刘

　　○他是个对社保没有概念的人：“我想法很简单，攒钱养老，或者靠儿子。农民嘛，都这样啊，没听说谁有什么保险的。”

　　小刘，一名河南来的装修工，30出头。小刘一家来北京6年了，他媳妇在一个小区里当清洁工，6岁的儿子在一家打工子弟小学上一年级。他和他哥哥一直在各个区县的新楼盘揽粗装修的业务。糊水泥地板，砌砖头灶台，贴地板砖瓷砖，刷卫生间防水层，什么活都干。

　　“北京的新楼盘不愁没活干，一套大楼盘至少几千户，现在两三年内就能住满人。哪家不要装修啊？卫生间不包料，5平方米带贴墙壁的劳务费最少500元，一个人3天就能干完。要是天天有活干，一个月每人挣五六千不成问题。虽然累点儿，也没有种地累。一套楼盘就可以吃两年，也不和装修公司抢生意。市区里的楼盘都是有钱人，不请我们，但是周围区县的楼盘不缺生意，也不用租门面，一年四季还都有活干。”

　　说着，小刘拿出他的手机，是摩托罗拉V3，“过一阵准备换个3000的”。3000元的，莫不是要买Iphone了？

　　问他为什么一直要在北京混着，他反问我：“其他什么地方能有这么多楼盘啊？”

　　小刘居然也很羡慕卖麻辣烫的和烤串的，“那是最挣钱的”。每天能卖3000块，麻辣烫是将近6成的利，“几片菜叶或者菌子、木耳一串起来就卖5毛钱。一天利润就有一千多。但是那个要花钱学手艺。交5000块钱，跟别人学几天技术，再送你一个卖麻辣烫用的大板三轮车。”

　　超市售货员小佟们

　　○私人超市的老板，没有给售货员上社保。旁边大超市的售货员，也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保。

　　吉林人小佟，瓜子脸，细长眼，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是个书卷气十分浓的女生。25岁的小佟，在一个私营小超市当售货员。“我们工资就一千多，不过包住，就住在这店里。吃饭嘛，每月至少吃掉500，我还好，不太爱买衣服化妆品那些东西。她们(指同事小高和小续)爱买。”

　　“要买那些东西的话，还得让家里支援。”小高接话道。小高是石家庄人，来北京两年多了，曾经在机场和私家画廊当过接待，也在旅行社和房屋中介公司做过业务员。

　　小佟在老家读的是三年制医科大专，她现在在小超市上班是想腾出些时间来复习医考，打算拿医学检验的相关资格。我问她，如果拿到资格了，想到哪里去工作。“还在北京。”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地方上的医院都不行，水平哪能和北京的比，真正喜欢医学还是得呆在北京。你想，为什么外地的人都爱来北京看病啊？”

　　私人超市的老板，没有给她们上社保。但是，她们3人中只有小高比较关心社保问题。以前在旅行社工作的时候，她就上过五险一金。她听说保险可以异地转移续保之后，便问：“那我要是以后回石家庄工作，这半年还能续上吗？”

　　而小佟和小续，面对社保问题的表情似乎很麻木。小佟大概抱定以后肯定能到医院工作的想法，很直接地表示：“不关心，无所谓。年轻人挣钱就行。”而小续看上去有点儿懵懂，这个20岁的山东农村姑娘，似乎是很安于现在这份工作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打算。她对社保也很茫然：“还年轻，不想那些。”

　　大超市售货员的待遇并不比小超市售货员待遇好。在六里桥某中型超市打工的一位黑龙江和一位河南的姑娘，都只有20岁。瘦弱的她们，每天要站10个小时的班，我看到她们正有气无力地靠在二楼文具柜台前。

　　她们月工资1200元，还不包吃住，每月租房钱加吃饭钱就分文不剩了。

　　超市都没有和她们签劳动合同，根本没有社保一说。

　　河南姑娘之前在一个酒店打工，同样没有签订合同，但是打发她们走时还拒发工资。她们弄到了上班期间的考勤表作为证据，将该酒店告上了丰台区劳动仲裁委员会。

　　商场售货员、餐馆酒店等场所的服务人员、保安等岗位对工作者文化及技能要求都较低，很多来北京漂泊而无学历与专长的年轻人，只好从事这类职业。但是，这类职业都不是能端多年的饭碗。

　　理发师老朱

　　○至于社保和其他保险，他这么些年来一直没有余力去缴纳。

　　老朱，42岁，湖北黄冈武穴人。在来北京的17年里，他开了15年的小理发店。

　　那间理发店，只有近5平方米，坐落在某部队干休所大院里。他1992年来北京，是因为他的亲兄弟在北京当兵，介绍他到大院食堂当面点师傅。两年后，他花450块钱学了一个半月的理发，之后就在大院里开了这间理发店。

　　这么多年，小店能够生存下来，他归功于这块地方流动人口多。他理一个头收费5块，每天能挣100元左右。因为和单位关系好，房租不要钱，加上他自己有地方弄饭吃，因此每个月能攒下2500元。每个月汇1500元给家里，剩下的自己攒着。

　　老朱有两个孩子，一个16岁，一个6岁，都上学了，还有个老父亲要赡养，老婆没有工作，在老家专门照顾老人、孩子。孩子的学费，现在是他们家最大的经济负担。“每年每人乱七八糟的费就要1万多块！”

　　说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他变得忿忿不平：“什么都要收费，么子‘看电影费’！么子‘补课费’！么子‘订杂志费’、‘做AB卷费’！还有‘牛奶费’！一年到头交不完。”

　　我问他电影不看，杂志不订行不行。提起这个他更来气：“可以啊！但是老师会挖苦孩子啊，总是说你们家这么穷啊？孩子就害怕，压力非常大。我们只好都交。”

　　如果不出什么事情，一家人也能好好过日子。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就刚刚，我父亲病了一次，就不行了。股骨头坏死，花了2万多，县里的合作医疗垫了1万。”剩下的1万元，就把老朱所有积蓄花光了。

　　至于社保和其他保险，他这么些年来一直没有余力去缴纳。

　　他说希望他的儿子读大学能考上军校，知道记者是湖南人后，他赶忙说：“国防科大好啊，要是我儿子能上那里念书就好了。”他还说他大儿子前两年迷上过上网，但现在不玩了，懂事了。

　　想着自己懂事了的大儿子，老朱双手抱着脑勺，身子仰在椅子上，脸上浮现出一丝幸福的表情。

　　那只是一个“传说”

　　○他很羡慕那些有社保的人，但是如果让他非得选择，他还是会“选择不交”。

　　在寻访传说中的烤串人的过程中，我还“遇到”了其他行业的人。

　　一天晚上，在一个街边排挡吃拉面的时候，拉面摊老板娘说：“我们一天卖400块的拉面。这个棚子一天要收我们100块。拉面4成多的利，等于我们只赚百十块。”

　　在丰台区莲宝路一家大超市旁，有一排用木板、石棉瓦、铁皮搭建成的简易棚。5个隔间，每个大约5平方米左右，吃饭的桌椅都摆在外面。摊主们都是夫妻搭档，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没有生意的时候就留一人看摊子，另外一个躲进大超市里避一会儿寒。

　　最东头的摊子是一对湖北夫妇，只烙土家酱香饼。在饭点以外，他们也一直有生意，所以每天4点就得起床和面。每张饼卖12元，烙一张要20分钟，他们就一天从早晨4点到晚上9点不停地在烙饼。

　　在观察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后，我开始怀疑那些传说中的麻辣烫和烤串摊子在旺季是否能卖出去2000块钱。

　　我还“遇到”了开五金店的小老板老王。快40岁的徐州人老王举家“北漂”，他12岁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和9岁读四年级的女儿是京城“无根儿童”。他和妻子两人各守着一个小五金店。两家店都是傍着新开盘的大楼盘。

　　“五金的利润太低，一根这么长的金德管，就卖一块钱，我就挣2毛钱。涂料什么的也都很便宜的，又占地费又重，搬来搬去的费劲。”老王向我抱怨。

　　我给老王算了一笔账，除去租金，他家的两个店年收入4万多元。这些钱除去两个小孩的学杂费，花在5个人身上，也没多少了。

　　当下，老王最愁的就是如果这两个楼盘“吃完”了，能不能顺利地找到下一个好的根据地。

　　他很羡慕那些有社保的人，但是如果让他非得选择，他还是会“选择不交”。

　　“如何交呢？以个人身份去交？我做这个生意目前没有交过税，我也没有什么营业执照之类的东西。难道为了交纳社保要去社保局统计我的收入吗？”老王很怕这个。他确实也交不起，“如果每个月再交出几百近千，我们5口人(加他的侄子)就得喝粥了”。

　　我也“遇到”一个烤串摊主。“钱都是给别人挣的。”只讲了这么一句话，他就什么也不愿多说了。

　　近一个月调查下来，我发现北京这个有2000万(民间有说3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无疑有着巨大的市场、资源和机遇。这个庞大的人群，让在社会底层提供简单服务的小吃摊、理发店、黑三轮等有了市场和生存空间。但是，这些栖息在京城边缘的人群，生活得都异常艰辛。北京“遍地黄金”的说法，因为传播学的因素，经过层层改编被夸张、传奇化了。

　　诸如烤串赚大钱的故事，就是一个传说。

　　手记：社保离他们有多远

　　房屋中介业务员小杨，是我这次众多采访对象中唯一拥有一份社保的人。

　　在采访中发现，不少人对社保“很茫然”。一些北漂青年不在乎社保，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更多的年轻北漂，则是“既无远虑，也无近忧”。

　　事实上，大多数北漂的年轻人可能面临这样的结局：一没积蓄，二不能生根，更谈不上发展。在这样漂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回到故乡后，他们已经丧失了竞争优势，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来自农村的漂泊者多是另一种情形：无论年轻还是年老，这个群体依旧信奉“养儿防老”，把养老的希望寄托在了养育儿子之上。一个问题是：“即使想交纳社保，他们如何去交呢，他们有能力连续交纳10年、20年吗？”

　　社保，离社会底层的漂泊者真的“很远”。但是，如果没有社保，今天漂泊在各地的亿万劳动者告老还乡之后，将会是一个老无所养的人群。那时，他们的生存会不会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呢？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0年2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