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路径导航栏
跳转到正文内容

《宝岛一村》的爱与哀愁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2月02日16:35  中国周刊

  宝岛一村的爱与哀愁

  1949年,100万中国人飘洋过海逃亡台湾;2010年,这段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被演绎成话剧,在舞台呈现。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1949年9月,20岁的王志刚带着16岁的未婚妻孙绍琴跟随国民党部队从北平“逃到”台湾。

  在国民党的统一安排下,王志刚和孙绍琴住进台湾嘉义市一个临时搭建的村子。望着一间间用土墙和篱笆搭建的临时棚户,16岁的孙绍琴这才意识到:原来逃到台湾也并不能过上好日子。那时正逢农历春节,一整村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台湾的军眷彼此慰藉背井离乡的凄凉。

  2010年农历春节前,他们的儿子、台湾著名电视制作人王伟忠带着一部描写台湾眷村生活的话剧《宝岛一村》来到北京演出。一切仿佛宿命,60年前,父母从这里离乡,60年后,儿子又带着父辈的记忆回到这片土地。只是,他的父亲王志刚已溘然长逝于台湾,母亲孙绍琴这几年,也因身体不便,很少回京探亲。

  临来北京前,王伟忠向母亲辞行,特地告知:“《宝岛一村》要来北京演出。”76岁的母亲听后,只笑笑说:“真是的。”语气带着嗔怪。

  他唏嘘道:“轻轻一句‘真是的’,流转过的是六十年的时光。”

  1949年

  王伟忠一直在给赖声川讲故事。前者是台湾电视圈的大佬,后者是两岸三地话剧界教父,这些年,两人每每凑在一起,王伟忠就会绘声绘色开始讲故事。

  王伟忠的故事发生地在嘉义市的建国二村。在这里,他的父母成婚,三个姐姐成长,他出生。在王伟忠的少年记忆中,村口有棵大榕树,树下坐着操着各色乡音的老人。放学,孩子们穿过一排排低矮的平房,母亲们在烧饭。家家燃起炊烟。

  后来,王伟忠离开眷村,去台北求学,再后来,他制作的《康熙来了》、《全民乱讲》掀起台湾的收视革命,再大牌的电视人见到他,都会毕恭毕敬地叫他一声“伟忠哥”。只有建国二村的老邻居们还可以肆无忌惮地敲着他的头,骂他“臭小子”。

  1996年,为了推进城市化进程,台湾逐渐拆除整改眷村,规定全台1000多个眷村必须在2009年前完成迁移、改建。

  2004年,建国二村也面临拆迁。王伟忠用家庭摄像机记录这段经历,最初动机是为家族留下点什么,但慢慢却发现:一部纪录片远不能讲完眷村的故事。“它代表的是整整一代人从游子变居民的历史过程。”王伟忠说

  于是,王伟忠找到赖声川,希望合作把眷村故事制作成话剧。彼时,王伟忠已推出了以眷村为主题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收视率惊人,但他觉得不过瘾,因为电视剧“太廉价”。

  赖声川告诉王伟忠,“眷村故事很好,但一时想不起如何串联”。这个擅长在大时代下讲小人物命运的戏剧导演,对建国二村100多户人家的故事一筹莫展。王伟忠不急,继续给赖声川讲故事,一讲就是一年半。2008年的某一天,赖声川灵感乍现,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形容,“就是脑子‘咔嚓’一下,一切都有了。”

  2008年12月5日,《宝岛一村》在台北首演。大幕拉开时:建国二村100多户人的故事被浓缩成三户人家。1949年至今六十余年的光景,用三个小时演绎。

  1949年,王伟忠的父亲王志刚在当时的北平服役,他是一名国民党空军的地勤战士,没事爱去西城的胡同里转悠。在那里,他碰到了16岁的孙绍琴。

  “我姥姥是个小脚,出不了门;我舅舅出门打仗,把空着的一套房子出租出去,所以我妈妈就得老往外跑,帮我舅舅收租。”王伟忠向《中国周刊》记者讲述。

  为了追孙绍琴,王志刚掩盖了地勤的身份,“谎称”自己是空军飞行员,那时,在北平城,飞行员很神气,城里的居民都听闻,这帮年轻的军官曾经被送往美国受训。

  在那些靠在胡同口等孙绍琴的日子里,王志刚都会向过往的人群,刻意拽拽系在脖子上的白围巾,这是一条由美军制作的降落伞改造而成的围巾,空军士兵人手一条。

  为了扮足戏份,王志刚哀求班长:“班长,我今天带女朋友去红楼戏院看戏,路过时,拜托你跟我敬礼,说声:班长好。”

  如今已76岁的孙绍琴,常在台北的家中凝望墙上挂着的那张北平旧地图,她在地图上指出一条从西城胡同到红楼戏院路,告诉王伟忠:“你爸爸就是在这条路上,骗了我。”王伟忠嬉笑感叹,自己的“坏劲”遗传自父亲。

  1949年,国名党守城将领傅作义向共产党投降,北平城内,国民党大部队陆续往台湾撤退。在决定携带老母前往台湾前,王志刚去孙绍琴家提亲。王伟忠的姥姥不让。王伟忠的姥爷思量再三说:“带走吧,兵荒马乱的年月,女儿有个依靠就行。”

  订婚后,王伟忠的姥姥告诉王伟忠的奶奶:“我有一双眼,您也有一双眼,我们都要看着这世界,女儿交给你,希望你能待她像待自己的女儿。”

  来不及办婚事,孙绍琴被父母拉着在胡同里转了一圈,告知邻居:我们的姑娘不是跑了,是跟王志刚结婚去了。

  临行前,王伟忠的姥姥嘱咐:“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想着给我写信。我好知道孩子你到底在哪儿?”

  16岁的孙绍琴并没有太伤感,她以为自己不过是去台湾玩玩,很快会回来。她走时,这里还叫北平。

  眷村的女人们大多是怀揣着这样的心态登陆台湾。

  当时,为了严明军律,蒋介石规定军属和当地的居民不能混住一起。

  1949年,国民党在台湾省内陆续建起了800多座眷村,共有60多万外省兵和50多万军属被收拢在眷村的竹篱笆之内。

  眷村按照等级分房。王伟忠所在的建国二村,有头衔的82个军官得到日伪遗留下的官邸;其余479户分到临时由竹篱笆搭建的简易房:六坪,两面涂上泥巴,上面只有一层石棉瓦,蒋介石一直在向军队传达:房子简陋,因是临时居住,我们早晚会回到大陆。

  分房时,孙绍琴才知道,自己嫁的并不是空军,而是一名地勤战士,分口粮时,王志刚军衔不够,只得到了一份。一家三口,连饭都不够吃。显然,那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岁月,在眷村,孙绍琴学会洗衣做饭,带孩子,为了补贴家用,她办起家庭作坊,把家乡的食物摆在家门口,沿街叫卖。每一个眷村里的母亲经历都出奇的相似。王伟忠回忆:“有些食物,只有在眷村才能吃到。”

  儿时的王伟忠学会说天津话,河南话,山东话��但他更擅长说地道的北京话。妈妈把姥姥的照片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提醒儿子没事看看,说不定哪一天会回到北京。“开始老看,后来慢慢不看,最后,照片真的仅仅是一张照片。”王伟忠说。

  在台湾“反攻大陆”的时代,经常从一些飞行员的官舍里传来电话声,然后就是一阵女人的哭声。王伟忠说:“这意味着飞行员出任务,没有回来。”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退守台湾的蒋介石被迫退出。1975年,蒋介石去世,无数眷村人嚎啕大哭,他们多年翘首企盼的回家路成了一场梦。

  “这两件事无疑是眷村重要的历史节点。”赖声川说,“眷村人做梦也没想过,退出联合国,然后‘总统’去世。这意味着,先是‘国’没了,然后是‘家’没了。”

  在王伟忠拍摄的纪录片里,一位眷村军官泪流满面地回忆:“老‘总统’带我们来(台湾)。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没有比这更特殊的民族迁徙。他死了,谁带我们回家?”

  台湾著名的文学家王鼎钧是眷村二代,他评价那个时刻,是“国破家亡。”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转发此文至微博已有_COUNT_条评论我要评论

Powered By Google
留言板电话:010-82612286

新浪简介About Sina广告服务联系我们招聘信息网站律师SINA English会员注册产品答疑┊Copyright © 1996-2010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