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是收了的，但是他们没托我办事，我也没办！”昨日，重庆市司法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文强一案进入庭审举证阶段。公诉方对文强单独受贿和文强、周晓亚共同受贿的犯罪事实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逐一进行举证。作为政法内部最大的“保护伞”，文强显然有备而来，他昨日对公诉方指控的收受他人钱财金额表示认可，但对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提供帮助以及收受钱财的时间一直表示异议。

　　曾维才是重庆一个从事房地产开发的老板，他在文强案中是送钱给文强较多的人，所送金额折合人民币共计146万余元。文强在庭上说，曾维才是四川省公安厅一位领导介绍认识的，是多年的朋友，他送的钱是朋友间的交往，也并没有求自己做过什么。

　　而曾维才的证词显示，文强多次主动暗示他，要他送钱。“他每次出国前都会打电话给我，我知道这是暗示我送钱，我是生意人，很多生意上都会涉及到和公安系统打交道，我自己也有点钱，不想因此得罪了文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我都会请他吃饭，然后当面送钱。”曾维才在证词中说。

　　2000年底、2001年初，文强多次有意无意地对曾维才说自己的儿子要去加拿大留学，曾维才心领神会，送给文强3万美金说是给其儿子去加拿大留学用，文强连声称谢。2001年6月，文强给曾维才说自己要随公安部的代表团去加拿大考察。曾维才听后给文强送去2万美金。

　　2007年10月，文强给曾维才打电话，说自己的新居装修花了很多钱，你们这些老板是不是赞助一点？曾维才又赶紧送去50万港币……

　　就这样，文强先后7次暗示曾维才，共索贿人民币5万元、10万美元、60万港币。

　　收钱后既不办事又不退钱

　　公诉人介绍，1999年，罗燕在文强的家中托请文强为其丈夫赵小平涉嫌故意伤害罪逃避成都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提供帮助，送给文强10万元钱。

　　罗燕的证词显示，她用报纸包好的10万元送到文强家里，要文强给成都警方的领导打招呼，文强将包着钱的报纸捏了一下将钱收下了。后来文强打听到赵小平涉嫌刑事犯罪，不是小事，不好办。

　　罗燕再次找到文强的时候，文强很不耐烦且恶狠狠地拍着桌子说：“在成都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这个忙我帮不了，钱你拿回去！”罗燕看到文强很凶的样子，就走了。但是那10万元钱到现在，文强也没有退还。

　　文强大哥的战友杜光德也曾有件事找到文强。2008年2月，杜光德来到文强家中，请文强为其女婿周某竞争重庆某派出所副所长的职位提供帮助，并通过文强的妻子周晓亚送给他20万元。

　　结果，周某并没有获得这个职位，杜光德多次找文强的哥哥，希望能够索回这20万元钱。文强的哥哥也不好直接找文强，就要自己的妻子张莲凤自己先取出20万元还给了杜光德。后来张莲凤对周晓亚说起这20万已经替他们退还给杜光德，周晓亚“哦”了一声，至今也没有退还。

　　想搞下属的钱就先忽悠他

　　文强有个朋友叫陈万清，陈万清有个老乡冉从俭在重庆市司法局下属的劳教局任副局长。2009年，冉从俭他说劳教局政委即将退休，于是就想竞争这个职位(副厅级)。

　　此时，文强已经调至司法局任党委书记兼局长。冉从俭、陈万清的证词显示——

　　2009年五一期间，冉从俭请陈万清约文强出来吃饭，为自己升迁的事情谈谈。谁知文强却说，冉从俭在单位的考评是倒数第一，告他的举报信一大堆，问题很严重，司法局正考虑“五一”之后找其谈话，将其下放到劳教局下属的监所去当政委。

　　冉从俭十分害怕，两人紧急商量后，冉从俭说自己车内有40万，打算送给文强，不求升官，只希望不将自己下放到监所去。陈万清说40万这个数字不好，自己又借给冉从俭10元，凑齐50万元送给文强。

　　果然，“五一”之后，组织上没有找冉从俭谈话。正当冉从俭暗自庆幸的时候，他发现《重庆日报》刊登的全市市管处级干部的考核结果显示，冉是重庆市劳教系统唯一一名“市级部门2008年度优秀领导干部，并不是像文强所说的测评倒数第一。这让弄清真相后的冉从俭十分生气，连骂文强“太不厚道”，考评明明是优秀，偏说是倒数第一，白白送了50万。

　　自辩：

　　收钱如何，我没办事

　　昨日，根据检方提供的多位给文强送钱的证人供述，送钱肯定是想到有求于他——有找他从公安局“捞人”的，有找他督促警察尽快办案的，有找他帮忙调动工作的等等。昨日在庭审中，文强当场向妻子发难，“这些钱又不是我收的，我当然没退，她怎么处理的我不清楚。”

　　直击：

　　夫妇同坐相对无言

　　昨日的庭审中，从下午开始文强和妻子周晓亚一直同时坐在被告席上，但两人的当庭供述仍然“互不咬弦”。对于检方的举证，周晓亚照单全收，全程没有表示任何异议，而文强则几乎对每一项举证都表示不同意。上午看到妻子周晓亚被带到身边时，文强看了她好几眼，似乎欲言又止；后来周晓亚因为辩护人未到庭而被法警带走，她在上庭后看了丈夫一眼后便再没看过他。

　　在昨日的庭审中，总体来说，文强的表现相当冷静。时不时在纸上认真记录检方的取证时间。